“专家政治”在古代中国受到蔑视

    在实际行政中，精通律例条文的胥吏往往可以舞文弄法，以致人们有这样的观感：“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①。然而与士人的荣耀形成对比，胥吏蒙受着统治者、士大夫和社会的共同蔑视，“流外”“胥吏”被指为一个道德低下的、甚至可耻的阶层，以致形成了一种“胥吏性恶说”②。宋朝“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指为胥吏）”③。连女真之主金世宗都有这样的论调：“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④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惩罚。洪武二十七年（1394）制，廪膳生在校10年以上学无成效、增广生20年以上不通义理者，皆充吏⑤。朱元璋认为“吏多狡，好舞文弄法”⑥，屡斥胥吏之害：“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⑦史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调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⑧，他鼓励官员痛绳胥吏，对违法者处以极刑⑨。统治者显然不把胥吏视为“拥戴群体”，不指望他们提供多少特殊政治忠诚。至于差役，朝廷公然将之称为“贱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