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的思想——官员任命由下不由上

冯桂芬生于1809年，卒于1874年。
18世纪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和人口的巨大增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也包括政府内部——都引发了经济上的竞争。政府的商业化，是随着中介掮客同税收体制结合的过程而发生的（参见本书第三章的相关讨论）。对于农业的不加抑制的税收，在造成了纳税民众贫困化的同时，也从国家那里分走了收入。在这方面的所有责任者当中，行为最为恶劣的，是在京师运作的漕运司的官员们，这实际上是一个无论在官方或民间都为所欲为的税收机构。
虽然说，地方官员们也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同时成为农民们发泄愤怒的主要目标。
冯桂芬在《公黜陟议》中主张，应当通过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来扩大政治参与。他在《复乡职议》中则提出，应当在乡村中建立更为密集的政治控制的基本机制。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为密集的政治控制，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冯桂芬看来，它为以后诸篇文章建立了讨论的前提。〔84〕当时的做法是，官员们先通过文字考试而获得为官的资格，再根据少数高层官员的判断，从他们中间选拔任命官员。冯桂芬则提出，这样的做法“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他要求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很显然，“千百人之公论”应该是衡量官员是否具备为官资格的更为可靠的尺度。冯桂芬因而建议，六部九卿和各省知府以上的官职，应当由官僚机制中的广大成员来提名举荐，甚至还应该要求下层官员每年都提出六部九卿的候选人。“吏部藉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冯桂芬还建议，提名推举地方官员的权力，则应当分布得更为广泛，甚至将生员和乡村中的长者也包括进来。
冯桂芬认为，这种做法将起到削弱高层官员们任用私人权力的作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处于朝廷最高层的官员们对于整个官僚机构负起责任，同时，这也会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社区的精英阶层负起责任。然而，冯桂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代表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到权力制衡的问题。
在中国政治统治体制中，再没有哪种做法会比平权计票和传统更为格格不入了。这里的原因十分简单，说到底，由于德行和教养上的差异，人与人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一个人的看法同另一个人的看法无疑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然而，我们在对魏源思想的探讨中，已经注意到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底蕴的一种谜样的悖论：尽管文人们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文化上，所有文人又享有某种平等的地位。在魏源和冯桂芬为扩大政治参与所作的努力中，他们都强调了文人身份中所有人在文化上具有共性的一面。
虽然说，1898年京官们对于冯桂芬的这一建议几乎持清一色的敌对态度，但反对的理由却并没有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以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原则立场高于机会主义的言辞表达出来的。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们看来，如果像这样将权力转交到精英阶层中处于较低地位的那些人手中，那么，本来应该客观公正的官员任命程序就会受到私人利益的侵蚀；如果国家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意见来决定某一高层官员是否应该得到升迁，那么，下层官员在面对这位官员时便可能“无论瞻顾情面”，甚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对他予以“挟制”。高层官员负有对下属的功过作出公正评价的责任。如果他们“一秉大公，自可收得人之效”。
对冯桂芬持批判态度的人们还提出，私利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朋党的产生。而人们一旦通过拉帮结派来“党援标榜”，由栋梁之才获得官位的机会就变得微乎其微了。事实上，一旦任命官员的权力落人朋党手中，“质朴”之人便会默默无闻（这些人从本能上便是与朋党活动格格不入的）。只有少数地处高位的官员们才能够保持客观的看法，而引入一大批文人，只会使得官员任命时所需的客观性荡然无存。到头来，为就任新职而“弹冠相庆”的将不可避免地都是一批“巧宦者”，而那些诚实谦逊、胸怀抱负的人，则不管有多少优点，也不会有出任官职的机会。
李鸿章早在冯桂芬客居上海的岁月里便认识他了，一向对他提携关照，此刻也对冯桂芬的建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鸿章提出，如果举荐官员的权力延伸到下层文人那里，则“人各有私，徒淆视听”，而真理便会永无出头之日。由于高官们本来便已经负有对下属进行考察并评估的责任，他们也就应该拥有对下属予以升迁或惩罚的相应权力。
从理论上来说，在现存体制里，所有上级官员都对于由自己举荐任官者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也有着在下属行为不轨或不称职时加以处理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