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

在民族溯源研究中，器物风格的同异变化常被用来推论一个族群的时空分布范围与迁移路线；对于这一点我相当存疑。基本上，我认为留下那些器物的古人，是些有偏好、欲求、忧惧的人，这些主观情感影响他们制作、保存某些特定风格的器物。因此，器物风格并不能表现一个古代族群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族源。

学者可能以战国秦人器物的风格，来推论秦人属于“东夷民族”，是由东方迁移到西方的族群。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秦人也可能原为本土的“西戎”，因心慕东方文化所以刻意模仿东方的器物风格，或刻意用他们认为珍贵的、有东方风格的器物随葬。因此，考古上器物风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本身并不代表族群的分布范围及迁徙路线。虽然如此，它仍不失为一种重要指标，显示某种影响人群认同的

P104“在此之前的早期人类学家，尤其是被戏称为躺椅上的人类学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s)，对于异文化的描述基本上是有选择性的一一他们描述他们认为有趣的主题，而这些有趣的主题，经常是对观察者而言的“奇风异俗”。这种心理不难理解：我们习于自己所熟知的风俗习尚与价值观，而以强调异族的“奇风异俗”来肯定“我们”间的相似性。这种心理，也反映在汉文典籍里类似民族志的资料中。也就是说，汉文典籍对四裔民族的记载，透露出当时华夏主观上诠释“为什么他们不是我们之一”诸如此类的信息”
此句戳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