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总结

    直言之，笔者认为殷商王族的起源地就是阿穆尔草原一带。传世文献所谓“盘庚渡河南”，未必是虚构，只是盘庚所渡的河并非黄河。至于是哪一条河？有的说是洹河，有的则说是漳河②，但都缺乏根据。依常理推断，这应该是一条很大、很难渡过的河流，否则何必特意指出是“渡河南”？中国境内的河流很多，笔者认为盘庚所渡的应该是黑龙江，因为这是殷商王族原乡（阿穆尔草原）的伟大河流。这是个大胆的推论，其主要论据有三。第一，殷墟以北有很多河流，但流向由西往东者并不多，且多不甚宽，没有特别强调的价值，而较大的河流多半朝南，顺河南下即可，不必强渡。在殷墟之北，唯有黑龙江是从西往东流，不能绕行只能横渡，而且这条河流具有原乡的伟大象征意义，渡河势必是件值得纪念的大事。第二，河北平原直到盘庚的年代后才有殷人遗址留存，而夏家店下层考古显示，辽西人在殷商之前已与黑龙江流域有来往。第三，殷人的一些标志，如用马、人种、拜虎，只符合阿穆尔草原的地理特征。是故，“盘庚渡河南”意指南渡黑龙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目前的考古成果，笔者只能推论：殷商王族发样于东北，早期应活动于阿穆尔河草原一带，本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占有特殊的意义。此地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为欧亚草原之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蒙古草原尚未沙漠化前，草原通道更加宽阔）。本地缺乏农耕的条件，不利于长期生活发展，而成为几种采流动生活方式之族群的交接区。同时，此地依然一直保有少量的本土猎民和渔民人口，亦保留了其生活方式、部分观点和语言。在历史上，这里是多次新族群形成且扩散之地，如部分的匈奴族群、高句骊、女真、满人等。他们在历史中扩散、被同化、消失之前，亦曾影响过世界文明。究竟何故在此地竟数次有族群起源的发生？恐怕我们无法探索其原因。此问题曾经由LvGumilev尝试破析，但实际上，却只是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已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观察发现：确实有高句骊、女真、满人等族群源自此地。虽然这些族群
的形成年代不同，但可能因为本土一直有着少数的人口层，保留了部分习俗、语言、观念
及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不同时代族群的语言，都可以归类于同一种语系。
据学者们考证，股人的上层贵族，似乎也具有同一种语言和生活背景。
    然而，高句骊人只扩展到朝鲜半岛，而殷人却南下至河北平原，从而掌握了极大的发展力量。他们从原居地一路侵入中国的路线，大致与后期的女真、满洲人相同，在路途中，他们也吸收红山文化一些信仰和礼器的形制、美感等，因此殷墟礼器中常见有类似红山类型的龙形，王族的礼器中也可见到源自红山文化的鹗神崇拜（图一一三：2；一一七：1）。可惜这条路线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田野考古研究，也尚未发掘出可以归纳为殷商王族属性的遗址。
    草原考古的资料向来极缺乏，除了实际发掘工作的不足外，草原族群经常迁徙也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难。殷商先王的传说也曾提及其几十年改换一次居地，所以较难累积出深厚的文化层。因此，上述假设目前仍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可是有一些间接资料，    可以旁证殷商王族发源在黑龙江的可能性。
    
    
    上文提出数项殷商王族与加喜特族来往的线索。殷商王族与青铜器时代的草原马贼为相同的族群类型，两者均在草原地区练马、互相学习、争斗、劫掠农业区及牧场，而后跨越草原疆域，占领古文明之地。
    殷商王族进人中国的年代，比加喜特和喜克素斯的时代大约晚了三百年左右。殷商王族进入中国之时，喜克索斯人已被埃及驱离，但这段时间也恰好是加喜特人在巴比伦的兴盛时代。况且，我们发现殷商王族曾经吸收来自西方的文化成分。
    笔者推论，殷商王族的发祥地是东北接近黑龙江草原一带，他们是古代北蒙草原人种。公元前16一前14世纪间，在中原“定居”前，犹如后期蒙古人，在草原一带向西边发展，并接触到中亚乘马族群，与其进行斗争，并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及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马车变成全亚洲共同的技术。乘马族群透过草原的互动，传播了古文明的精神文化，也启动了东西方间的文化接合与创新。殷人在西方吸收他族的技术、文化，对大理石料特别的重视，带回了麦子，并带回了一些高加索女性；西来的人群也有可能穿过亚洲草原，而在远东与殷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殷人在盘庚之前的历史中，已有了吸收、积累多元文明创造的经验，而最后他们才选择落脚于中原。或许仅是殷人的一支“定居”于中原，还有其他兄弟支系继续在草原活动，把东方的文化往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