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中解放的心智：對印度和西方的破殖民看法

我在不同的標題之下檢視了知會（informed）殖民及後殖民時期關於東方和西方大部分論詰的四個對照組：普同的相對於地方的；物質的（現實的）相對於精神的（非現實的）；成就的（演示的）相對於非成就的（非演示的）和清明的相對於不清明的。

我也碰觸到了橫切上四組的第五組：自我意識──定義明確的印度質地相對於流動不居的自我定義。

在一個層面上，我試圖說明──如果中心的問題是應付或對抗壓迫而不是對一個文明作學究式理解的話──這些兩極是會碰頭的。在另一個層面上，我也試圖說明：地方的、精神的、非演示的和不清明的、有時也可以變成為是普同的、真實的、勝任的和清明的另一個更佳的呈現（或不同版本）。

無論如何，不管在這兩個層面的那一個上面，我既沒有試著去顛倒這些標準的刻板印象以創造一個非理性、神祕性和世界性的新浪漫意識型態。我也未曾試圖認受一個民眾主義意象之全知的普通人。此處我的關懷是非英雄性的和經驗性的，不是英雄性的和哲學的。我的主張是：當心理和文化的存亡事屬生命攸關的時候，我們討論的這些個兩極性會被化解，它也變得某種程度的不相干了；而經驗種種不堪及對災厄即時對抗的直接性則貫穿了所有的層面。當這個發生時，在受難者的內裡對較大的整體出現了一種模糊的感知，它超越了這體系的分析性範圍，同時（或者）把它們給顛倒了過來。於是乎，受難者在壓迫下可能變得意識到地方性可以比傳統的普同主義更能成功地保護某種形式的普同主義；弱者的精神性可能比那些活在沒有願景世界中的超級物質主義更能闡聯或養活一個非壓迫性世界的種種價值；不求成就者和不清明者可能常有較高的機會企及他們自由與自主的文明目標，他們毋須拿他們的理智去作為典當的抵押。

我暗示的是：這些悖論之所以不可避免，因為理性這個宰制性的概念是任何制度性壓迫之能夠構造成功所必先加以收編的第一股意識。當這個收編發生的時候，反抗和圖存則要求對較大的整體有通達的管道；不管這個過程在日常政治及一般性認知上看來是多麼的像是自毀自敗。這，我疑心，是換個方式重敘故智（ancient wisdom）──它對某些文化言也早就是老掉牙常談了──沒有倫理的知識是次劣的知識甚過它是惡劣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