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 1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笔者在每一部分都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来考察经济制裁的一个历史阶段。第一部分，“经济武器的缘起”，主要讲述了英法两国自1914年开始实施的封锁，这一封锁行动到停战后依旧延续，一直持续到1921年英法与苏俄恢复贸易。第一章从对中立国贸易的管理与对同盟国的金融制裁入手，描绘了战时封锁的演变如何为干预深度依存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会。第二章考察了在从1917年至1919年初巴黎和会起草《国联盟约》第16条制裁条款期间，经济武器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封锁从一项国家政策工具转变为由技术官僚主导的国际主义武器，在美国参战后，经济制裁的效果更加显著。本章展示了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原材料的做法如何激发了战后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实施抵制的想法。本章还讨论了在巴黎和会上，伍德罗·威尔逊、罗伯特·塞西尔与莱昂·布尔茹瓦之间的谈判是如何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一个可以在不对侵略国宣战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封锁等经济制裁政策的国际联盟。第三章讨论了1919年协约国在和平时期第一次使用经济武器的历史，他们封锁了俄国与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一事件引发了整个欧洲关于对平民发动经济战争这一行为的道德问题的公开辩论。女权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左派、自由派团体对封锁的声讨最终迫使协约国放松了对中欧与东欧施加的经济压力，因为他们担心过大的经济压力会将民众推到激进分子一边，反而不利于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
第二部分，“经济武器的合法性”是一部制度史，主要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各国精英与国联的技术官僚是如何管理国联强大但尚不完整的体系的。本部分讨论的时间范围自1921年国联设立国际封锁委员会开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际危机结束。第四章与第五章追溯了经济制裁的手段是如何出现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国际危机之中的。在这一时期，经济武器的运作方式有着浓重的帝国主义色彩。在经济制裁的威胁下，巴尔干地区的边境冲突得到遏制，土耳其也在这一威胁之下被迫放弃了对伊拉克的领土诉求，帝国主义国家还试图动用经济制裁来对抗中国的工人罢工运动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斗争运动。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围绕平民与私人经济利益进行的经济制裁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的辩论，是如何导致西方自由主义精英内部出现一个深刻但未被重视的政治裂痕的。主张实施制裁的人与主张维护中立权利的人之间的分裂，削弱了国联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基础，还使得国联与非国联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第三部分，“战间期危机中的经济制裁”，评估了经济武器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全球危机中发挥的作用。第七章考察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南美危机中实施制裁的困难，以及为遏制日本、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对战后秩序的挑战所做的艰苦努力。第八章重新考察了战间期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制裁案例，即国联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制裁，笔者认为此次危机使世人对制裁产生了新的理解，即制裁的重点在于消耗被制裁国家的有生力量。然而，为什么制裁没有阻止冲突升级，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跳出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或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叙事逻辑。本书论证了一个新观点，即在经济压力的刺激下，各国开始争相囤积原材料，增加金融储备，同时谋求领土扩张。第九章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给自足运动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普遍存在的“封锁恐惧症”，这一恐惧症源自对经济战争的记忆，经济制裁威胁的存在又让这一恐惧症得以维持。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物质层面上的解释，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围绕建立资源控制型联盟而爆发的冲突。1941年后，美国的《租借法案》(Land-Lease Program)补充了英法对轴心国发动的经济战，进而将强制与援助统一起来，制裁主义者等来了迟到的集体安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制裁主义者设想的集体安全没能成为现实。本书最后探讨了战间期经济武器的遗产如何塑造了1945年以后的国际秩序，以及这段历史对21世纪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因为如今，广泛使用的制裁引发了有关全球化政治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