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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政治斗争较为激烈（如皇权更迭）时期，抄家数量皆不低。例如1722年抄家数量平地而起，出现了清代统治安定下来后抄家数量的第一个峰值，这正是雍正皇帝嗣位的年份；嘉庆四年（1799）抄家数量明显高于前后年份，这一年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接掌实际权力；咸丰十年（1860）抄家数量亦高于一般水平，而这一年恰是"辛酉政变"的前一年。可见清代很多抄家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倾轧和权力斗争，贪污往往是罪名。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时期的抄家最为频繁（看上去惩贪力度很大），但无论是清代最大的贪官和坤，还是清代最大一起集体贪污案件“甘肃捐监冒赈案”（因此案，清代抄家数量在1781年达到最高峰），皆出自乾隆朝；并且屡屡可以发现，很多被抄官员从前都或多或少亲身经历过对其他官员的家产查抄（或主持，或被派参与），足见抄家对于贪腐行为的警示作用形同虚设。
当然，清代的抄家数量多少并不唯一取决于政治权力斗争。例如清代抄家的第二高峰值出现在光绪十一年（1885)，这一年并无重大案件，唯在广西边境发生中法战争，抄家数量骤升可能与朝廷筹集饷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