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琼·狄迪恩：1955年的夏天

之后的很多届客座编辑，还会持续争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她们在《少女》编辑部时，是否必须工作，名副其实地工作。是不是其实她们的工作已经有人做了，只需要她们最后轻轻松松地收个尾，挂个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个异类。她工作努力到精神崩溃的地步，桌上永远放着一摞任务，做也做不完。但其他客座编辑会禁不住扪心自问：自己真正的工作是为摄影师摆拍照片，向急于了解美国女大学生需求的一群推销员和广告商详细介绍自己的品位与欲望吗？争论的焦点是“在服装区招摇过市以便制造商分析我们的消费倾向”是否能被定义为工作。盖尔·格林认为这就是工作。
和其他编辑工作一样，参加各种公司的午餐会以及去各类聚会上争取拍照机会，占去了年轻女性的大把时间。每年6月，护肤品巨头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家中都会举行年度聚会，佩吉在那里惊讶地看到“一个矮小肥胖的俄罗斯犹太人，脚蹬5英寸高跟鞋，梳着大发，身穿不可思议的小礼服”（其实鲁宾斯坦是波兰人）。她位于市中心区的公寓装修得过于不同寻常，其中一层是画廊，隐藏在深色天鹅绒帘子后面，收藏了很多大师之作，可乘电梯直接到达。佩吉欣喜于自己能如此接近其他人永远无法看到的艺术品，而珍妮特却看着那些私人展出的毕加索（Picassos）和夏加尔（Chagalls），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搜集了最优秀画家最次的画作，然后都塞进一个房间里。
琼、佩吉、盖尔、珍妮特和简将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初那段纽约的时光都对她们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珍妮特总结说，虽然她“并不总是热爱这个城市”，但它对她有着“奇异美妙”的“牵引作用，我想，迪克一直是这牵引力的一部分，但即便没有他，这种牵引力也是很奇妙的”。纽约在帮助她建立信心的同时，逐渐瓦解了她从前的信念。在那一年的6月底，她已经满怀年轻张扬的激情做出决定，如果自己愿意，如果能够减掉20磅体重，就可以成为一名模特，甚至成为“住在顶层豪华公寓的富豪”。但时尚和普通促销商品的世界肯定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个世界廉价、贪婪、表里不一、虚情假意。我要自己设计衣服，对那个世界敬谢不敏，不会成为其中一分子。”同时，她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奖项和荣誉“让我自我膨胀，阻挡了我的视线，让我无法实现自我超越”。如今的她“之所以感觉艰难，是因为用这些奖项和荣誉来衡量自我价值，动摇了我的根基”。客座编辑项目是一个试炼场，即便最优秀的人在里面走上一遭，出来的时候也已然脱胎换骨。
这样的环境很不一般，也很必要。主编BTB利用《少女》的版面制造继而维持了新的美国式青年主义：这片土地让你改头换面，到处是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她们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她们的梦想尚未破灭。BTB悟道可谓及时：“审视这个国家对‘青春’长久而狂热的爱恋时，我经常有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她的杂志兜售的是青春，而客座编辑们就是售货员。
即便如此，《少女》为年轻女性提供的机会也称得上具有突破性。该杂志不加掩饰地为年轻女性读者提供了视觉和智识上的刺激，又为客座编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飞坪”，让一届又一届最有冲劲的年轻女性从这里起跳。这在20世纪50年代尤其可贵，因为在那个时代，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地位不容挑战，不容反对。男性支配，女性顺从，这完全是当时的常态。银幕上，20世纪40年代气场强大的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凯瑟琳·赫本已经让位给20世纪50年代的多丽丝·戴（DorisDay）和 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正如演员克里斯·拉德（Chris Ladd）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高等教育是白人男子精心设计的‘保护区’，他们以此将少数族裔拒于千里之外，也杜绝来自女性的竞争。几乎所有的高校行政人员、教授和招生负责人都是白人男性”85。

同样的特权实现了教育与工作的无缝衔接，不会遭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每个银行家、律师、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医生或官僚……都是白人男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BTB、她旗下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员工，同年轻的客座编辑在《少女》编辑部以及巴比松的走廊里创造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在这两个地方，女性（尽管肯定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被看到，被听到。她们是和BTB一样的主宰，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既有美丽的外表，也有睿智的头脑。据珍妮特·伯罗薇回忆，当时没谁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不存在，即便是在50年代的严格限制之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