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各省的清剿 信息的控制

在全国范围内的妖术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巡抚之间的较量。它的燃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去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官员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由六十三个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
①总揽一省（巡抚）或两三省（总督）的全部行政事务；
②专司一省的特别政务（如布政使和按察使）；
③无守土之责的特任官员，如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
皇帝通过频繁调动来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但同时这意味着行省长官几乎不可能对自己辖区内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同其他官员一样，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但更重要的是，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
大多数行省长官有一定的司法经验，但他们中仅有少数是法律学家或声名远播的能吏，多数人在司法上可能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
①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②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
乾隆从康熙那里继承了一套常规渠道和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常规报告格式有严格的规定。
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直接的个人通讯热线。上行奏稿通常由奏告人的的私人仆从或驿卒迅速而慎重地送交皇帝御前。皇帝则用朱笔直接在奏章上批示，然后再送回，谓之朱批奏折。这种的格式比较简单（比如奏告人头衔复杂的全称可以省略，只简单地报告现职）。这种经由机要渠道进行的交流是一种互惠。奏告人通过向主人递送机要情报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皇帝则应之以父执般的严厉。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
“明发”是传达给官僚全体的信息，而“朱批”和“廷寄”则是迅速、机密而准确的行动文件，用以向特定的官员发出指示或提出告诫。
============江南========
两江总督掌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是满清第一肥缺和要缺，此时由出身正黄旗（与皇室同）的高晋担任。他的祖先世代为皇室包衣，系已满人化的汉人。高晋是一路从低级知县升上去的。
他的下属江苏巡抚彰宝成了廷寄上谕的目标。彰宝曾有效处理了山西舞弊案而得到了弘历的信任，当他出任江苏巡抚时，又遇到一桩，且被告是顶头上司的堂弟高恒，他姐姐还是为本家赢得自由的皇妃。为挽回在叫魂案上一个案犯都没抓到且隐瞒未报的失误，彰宝报告盐务舞弊案已查清，结果被批轻重倒置。
苏州织造向来是由内务府的可靠官员来充任，其指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当时就任织造一职的是旗人萨载。弘历看到萨载关于叫魂案的奏报不过寥寥数笔又气得半死。
“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果尔，则是许织造之专折陈奏徒属有名无实，岂仅寻常雨水粮价等事，循例列牍遂可为塞责乎？”
P98山东巡抚富尼汉看来也有从朝廷获得信息的渠道。在弘历批准关于妖术案首份上谕的前一天，即7月24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江南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唱“莲花落”（乞丐唱的民歌）的张四乞丐父子都抓到了。妖术蔓延到了北京，傅恒审理此案。河南废物阿思哈依靠满洲贵族身份得到行省高位。和尚海印差点死在狱中。9月7日，正式将妖术和剃发联系起来。
邪教“无为教”教主崔有法于1753年被保安州拿获，在具结改过后释放，但暗中继续奉行邪教。孙嘉谋复活了教派始祖。
不管叫魂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