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本书译者刘昶提到，他来到孔飞力的办公室取《叫魂》的材料，孔飞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刘昶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 其实是孔先生多虑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现代史，1768年叫魂风波早已息事宁人，但数百年来，叫魂的幽灵却从未离开。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 基本信息

● 作者：【美】孔飞力

●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 类型：社会学

●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 德清县的石匠们

● 事件地点：浙江省

● 事件过程：

● 阮知县，农夫沈士良找到石匠吴东明让他叫魂两个侄子。

● 杭州，计兆美因喝酒被打逃到杭州被当地人抓获说他叫魂，因吓坏胡乱编造故事

● 采药人穆方周企图诱使吴东明副手郭石匠邀功请赏

● 三人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

● 叫魂的由来：石匠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用大锤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那些因此被窃去精气的人非病即死。

● 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

● 萧山事件

● 事件地点：浙江萧山

● 事件过程：四名和尚在各村化缘，和尚巨成在村里见一男孩识字便问他姓名，结果男孩父母认为和尚叫魂。事件从官办驿站一直引发到县衙门、省衙门。在县衙门和尚招到蔡捕役的严刑逼供。

● 事件背后隐含头发的政治意义问题。汉人需要留满人的发式作为效忠当今皇朝的象征。巨成包里有四把剪刀、一根扎绳、两段辫子。

● 事件事实：蔡捕役向和尚强硬敛财，但和尚给不出钱。当蔡捕役在和尚行李中发现剪刀绳子后，事情变得严重，引起民众恐慌。蔡捕役将和尚带回家后要求给点吊钱就放人，和尚不从，并要去告状。于是，蔡捕役栽赃。

● 精彩文段：“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公堂上的用刑虽能逼人招供，却往往会因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级官府翻供而使供词难以作数。当某件案子达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谁说这是一件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又一桩早已司空见惯的丑事。”

● 苏州的乞丐们

● 事件地点：苏州

● 事件过程：一名叫顾正男的孩童四下传播自己的辫子被人拉了一下。捕役抓到乞丐丘永年身上携带一把刀子和纸符，丘辩解刀子出卖兰花豆所用，纸符是施舍时贴各家门道上。县衙门要释放三人，却受强烈的公众情绪干扰无法结案。最后丘因病死在狱中。

● 胥口镇奇事

● 地点：浙江湖州

● 事件过程：民间流传有来自湖州的和尚剪去当地人发辫叫魂的谣言，张子法将此时告知过路的净庄和尚。眼见净庄要逃认为言中，尾随到处吆喝，人群对他们拳打脚踢并抓捕。此事闹到衙门，衙门并无从和尚身上找到证据，遂将张扣押。

●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 官员的三种态度：流言不可信；迷信行为不能达到叫魂的效果；相信叫魂。

● 官员处理事件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事件引发大恐慌的可能性。

● 政府要阻止公众对付妖术大动干戈，但仍要考虑维护政府公众形象。

● 第二章 盛世

● 经济层面

●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 十八世纪经济得到发展，货币高度流通

● 尤其长江下游社会

● 粮食集散地

● 制造业

● 劳动力解放

● 除贱为良百姓平等政策

● 自由劳工

●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 消息见闻随着商路流传开、经济发展使农村家庭承受更大压力挣扎奋斗

● 人口、物价与金钱

● 人口密集，米价持续上涨，因货币供应增加而得以缓和

● 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米价，也扩展到所有物品

● 不平衡发展

● 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富庶的三角洲和贫瘠山区的巨大差异

●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 被怀疑叫魂的人都是和尚和乞丐

● 经济危机使一部分人向沦为乞丐的社会下层移动

● 怀疑乞丐的原因

● 私行削发、漏造人册、失业无依

● 弘历对佛教僧人的怀疑和鄙视

● 从事得到社会认可的乞讨活动、给社会带来极大动荡

● 妖术、敌意与焦虑

● 下层阶级侵入社区生活

● 对赤贫者的责任感削弱

● 将陌生人视为危险

●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 统治者的威胁

● 对于谋反罪的看法

●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 削发令。剃光前额是臣服的象征。剃发与处理谋判对应起来。削发令是衡量官员为新政府服务热衷的尺子。

● 头发，羞耻与归顺。满人与汉人态度不同：汉人男性人格以长发为象征，满族认为阳刚的东西汉人认为娇弱妇道。剃发是耻辱和惩罚。

● 弘历面对谋判

● 弘历在种族问题细节或象征意义的小处让汉人不安，向自己种族宣讲满人的尚武传统和优越品质。但当皇朝面临危险时，比如剃发，保持沉默，避免刺激。

● 伪稿案，上层文人；马朝柱起义，普通百姓。

● 反清象征意义的案子中弘历要求保密并且任何场合不能提及，对此惊恐。“种族问题”对征服者生存的重要性。

● 叫魂案中，弘历秘密通信中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的原因

● 文字狱的预兆。与谋判和汉化的关联。

●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 八旗精英

● 征服中国的军事集体中除了满人，还有居住关外的汉人和蒙古部落，满人占比较少，其中大部分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

● 满人与汉人通婚，技能衰退，满语退化

● 弘历想保持官僚体制的影响就要维护种族特征

● 文化的传播

● 满人语言骤降，尤其军事上作为机密语言使用

● 江南问题

● 最具汉人特征的江南文化在古板严谨的满人看来最腐败

● 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

● 江南问题与行政机构效率下降联系一起

● 叫魂事件，通过镇压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

● 第四章 罪的界定

● 法律层面

● 源于南方的罪恶

● 弘历收到机密情报关于山东地区剪人发辫叫魂案。

● 山东巡抚富尼汉为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迅速上奏奏折，内容越出散布流言的范围：尝试妖术

●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 奏折中的事件

● 蔡廷章初识魂魄之力

● 蘄贯子路遇算命先生

●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 或强迫，或收财而入妖党。跨省犯罪集团。

● 阴谋分子分为三个等级：大术师、处于中间的术士、剪人发辫者

● 弘历用坚实的法律基础《大清律例》描绘保护百姓免受鬼怪之害的图画。

●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 清廷要保证自己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行为的权威性

●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 有关人原则的声明

● 惩罚各种“不道”行为

●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 祭祀不同于官方批准的行为均为“祭祀”条款打击目标

● 关注中心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 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 邢律条款下的妖术

●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 国家与妖术对抗立场暧昧：一方面通过途径与神灵建立联系，一方面不能公开与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者争斗，否则承认他们能联系，提高他们的地位。

● 人与神灵非官方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

● 将叫魂归为“惑众”

●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 叫魂事件的起诉定罪没有判决记录

● 重点文段：“谨慎小心压倒了司法正义。由妖术而产生的危险既有超自然的一面（国家因而有责任保护普通百姓免遭罪恶邪术之害），也有政治性的一面（因妖术而导致的公众歇斯底里具有爆炸性）。前者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后者要求谨慎行事。”

●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 躯体与灵魂 ❤️

● 社会心理

●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 “魂”精神之灵，阳，控制高级机制，和人体易分离；“魄”躯体之灵，阴，管理有形感觉和身体功能，难分离。

● 用“魂魄”解释生病时的异状和反常

● 将“魂”召回术

●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 自愿，魂游；非自愿，夺魂。自愿或非自愿都会因可能失去灵魂令人担忧。

● 招魂仪式

● 施行侵害人身的途径，纸质物品、身上的部位和物品

● 头发与邪术

● 头发、权力和死亡

● 头发和生殖器、生育能力的联系，汲取并存储精神力量

● 和尚交换头发“结缘”

● 妖术预防法

● 关于法术正反作用反映百姓的焦虑

● 对僧道的怀疑

●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 假借僧道习俗产生“异说”“野谈”，更重要的是预知政治秩序未来的命运

● 弘历对在俗僧道在道德和学识上鞭挞，问题在公共秩序

● 弘历对和尚的看法受新儒家性问题上假正经态度影响，狠狠惩罚获得道义满足

●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 普通百姓的态度：见习和尚身份模糊性，一般人对乞讨者的暧昧态度。

● 绅士的态度：因懒惰而鄙视僧道。

● 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引起的恐惧

● 作为外来者的术士让百姓恐惧

●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 人们对乞丐害怕的原因：乞丐带来的污染，乞丐通过婚丧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

● 普通百姓妖术的威胁在于灵魂和躯体间的联系，皇朝的上层人士则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 两个月以来，各省省级官员没有主动向他报告过妖术案件。

● 弘历的行省官僚

● 肱股心腹

● 通过政策使满人汉化程度提高和统治汉人低级官僚能力增强，同时加强满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权力

● 升入省级官僚代表与皇帝有着忠诚和依靠的特殊关系

● 构成中国法律制度核心的纽结是一个官员同时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

● 信息系统

● 文案报告制度：常规渠道，普通奏稿，官僚制度的形式，官官对话；机要渠道，朱批奏稿，个人间的礼数，私人对话。

● 朱批对于理解在叫魂案或弘历在中国政治的作用至关重要。

● 江南的隐情

● 一些尴尬的发现

● 现场的眼线

● 浙江的撇清

●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 接踵而来的危机

●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 河南的执法

● 阴谋的升级

● 救世的追求

● 邪教对割辫党的反应是割辫党期望的

● 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 妖术西行

● 运河上的妖术

● 对嫌犯的围捕

● 两心相悦的奸情

●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 第八章 终结

● 民间的诬告

● 家内的谋反

● 一个顽固的债主

●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 张四儒的坦白

● 剪辫首犯的故事

● 一个愚蠢的错误

● 旅途横祸

● 说服弘历

● 关于用刑，采用钓鱼式刑讯所获得的假供会扰乱案情，造成大量冤案，嫌犯不断翻供。

● 朝廷大肆清查却无正犯落网。

● 为维护朝廷尊严，弘历坚持阴谋存在，并对清缴不力的官员惩罚，同时，对滥邢官员弹劾

●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 朝廷不承认叫魂案站不住脚，相反认为是各省失职让正犯逍遥法外。

● 叫魂妖术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

●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 案件：百姓对妖术的恐惧—皇帝逐渐相信妖术是谋反—官僚的上下压力的困境

●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职权力

●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 对官僚的控制精髓在于对犯罪和行政失误作出区分。

● 三年考绩

●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 庇护对抗纪律

● 揣摩上司的意图

● 弹劾的障碍

● 特殊的考评制度

● （略）

●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 重申官场规范。地方官：辖区边界，辖区内负全责，辖区外不管；皇帝：危及皇朝安全不能以辖区边界逃避责任。职务界定提供自我保护。

● 强化个人关系。

● 两套办法管理官僚：行政则例，吏部赏罚；专制权力，君臣礼仪交换。

● 官僚的抵制 ❤️

●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 警告和查缉都是装模作样

●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 用教派信徒交差

●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 官员形成统一战线，用人数赌安全，一起上奏

●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 把叫魂案转变到常规日常公事

●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

● 事件为原料获得弹劾或赞助

● 君主通过事件支配官员，官员可以选择并界定事件获得利益。

●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 君主：真实和幻影

● 弘历为了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

●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腐败的汉文化对满人的侵袭

●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 弘历通过政治罪实现对官僚精英的控制

●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 社会表现出冤冤相报的敌意

● 以叫魂的罪名恶意中伤他人的权力

●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 总结

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件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前面几章几乎都是利用史料讲故事，最后一章才是升华。故把最精华之处摘出来。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要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获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的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则折射反映出来人们无权无势的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弘历相信，妖术谋反阴谋是邪恶妖僧之所为，而乞丐则是他们雇佣来的跑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弘历动用国家权力对他们大张讨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再次强化了社会对于背弃儒家秩序、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部分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早已把叫魂妖党的帽子套到了和尚的头上。他们也有自己的成见：和尚是危险的外来者，由于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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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摄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对损失进行分摊，“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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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裸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至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