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仍需理据服

这本书试图通过对一个历史事件（乾隆年间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妖术恐慌）的解读来试图对当时社会做一个剖面分析，下至以僧乞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现实，上至高宗个人的担忧与喜怒，应当说是要走见微知著的路线的，可惜，全书所做的论证，所引的论据，无法撑起这样宏大的主题。

历史讨论并非容不得见微知著的论证方式，但严密的论证必须要有一些限制。比如以当得起这四个字的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为例，首先全书的主题必须明晰而集中。田书是要讨论一个问题（门阀政治仅在东晋一朝存在，其源流演变是如何），而非发散着去描绘全社会的图景。因为后者很容易使讨论扁平化，流于片面的普及性介绍：谈及僧人身份登记制度，便展开介绍一下制度在现实中执行的马虎以及有官员对恢复制度的努力，谈及定罪就洋洋洒洒讲起清律，讲起国家对神灵的态度以及合法性来源。而上述提及的小论点的讨论呢，近乎为零；其次，论据的选取应该精确地为论点服务，而这种由几个案件而展开讨论的笔触则有先天的不足，提及的案件同质化严重，而补充的论据过少，使得论证成为少米之炊，如此空洞的论证，使得论点再精妙也难逃“脑洞开得好”的感叹。比如，孔飞力先生提到，之后十九世纪的两次妖术恐慌都未引起大面积清剿，在分析完三次恐慌间的异同后，孔飞力先生把乾隆大事清剿的原因指向了君主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提出政治罪这一论点。但嘉庆所面临的“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压力”可以说甚于乃父，何以其不需要籍此维护自身利益了呢？这里缺乏对两朝政治罪相关情况的论证，使得观点反而近于被证伪；第三，需要有大而高的论断，一锤定音，也需要有对细节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比如田书论证儒学的世家大族向门阀的转变需要入玄这一关键一步，那么引桓氏的例子的时候一定要梳理清楚桓氏出自桓荣的理由，而桓氏讳言先祖与高平陵之变的关系就成为重要一环。如果细节论证缺失，那所谓高屋建瓴的论点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这也是本书最大的问题，能上不能下的“口号病”。动辄就先入为主地灌输论点，如乾隆在为满族官员受汉化腐蚀而担忧。这论点自然正确，可是与乾隆在处置妖术事件的做法有什么必然因果联系呢，却不甚了了。

当然，以上并非对孔飞力先生学术水平的质疑，而仅仅是对这本书论证方式的批评。作为一本研究性的专著，这本书是不合格的。但它仍可以作为一本让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个时代的社会获得初步印象的科普性质读物。

另外，对很多读者表示本书有借古讽今，批评前三十年一些运动的观点，我宁愿相信这并非作者的原意。因为从书中文本来看，这样的类比是牵强而拙劣的。书中的确有所谓“任何人都可以指称别人为魂犯”的观点，但所举实例，不过是针对乞丐、僧侣以及四处受人雇用的工匠这类流动人口的怀疑，以及上述行业内部的互相攻讦。这种局限与某些运动中无人可以避免的种种显然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