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叫魂》：传统国家权力运行模式及遗传的社会戾气
一 铺叙“叫魂”案的目的所在
在国外一群可拢括为“海外汉学家”的学者，他们身在西方却研究着千里之外、百年以前的中国，他们擅长讲故事，读起中国档案馆的存档和奏章甚至比中国的学者还要认真和深刻。他们中最善讲故事的一类被归入叙述史学，前几日来P大很火的史景迁老爷爷就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讲的故事固然很有趣生动，但是也有国内的学者调侃这群洋人，说他们以西人的视角来研究乱象丛生的中国，如同隔靴搔痒，不切要领，好不痛快。然而这群洋人的著作却能能够引起学界的讨论，一些观点甚至引领了国内的史学、社会学研究，其正归功于他们的隔靴之便：他们拥有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basic problematique）。
孔飞力先生写书不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文很早就在国内翻译了过来，是文从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切入发掘清王朝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衰亡的区别与联系，提纲挈领，结构上甚为精致。之后的两部书中，孔飞力也使用了铺叙历史个案的方法，故事讲得更为详细生动，《叫魂》能在中国起这么大的影响，与这点不无关系。但是故事总是引子，最后他形成的模糊的观点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贯穿孔氏三部书的最重要的线索，其实就是海外汉学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叫魂”案中三个角色对待妖术恐慌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书中故事中三种叙述形式：普通百姓的恐慌与以讹传讹，并企图利用这一讹传的法术达致个人私利；官僚群体于公要维持社会秩序于私要避免因失序丢了自己的官位，故而对官官相护，对上方封锁消息；皇帝不知庐山真面目，凭着被误导的消息以及自以为是的傲娇希望能够操控整个系统。三方连带反应使得原本“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31）[1]成了重现清朝“合法性焦虑”的社会危机。孔飞力这个故事讲得太细了，较真当然是好事，但是让我读起来却感觉有兜圈而不达要义之感（据说其他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互相看不起也是因为这点）。在序言中，孔飞力就提到了这个故事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如果故事的目的是这些，孔飞力在第九章的解答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明晰与肯定，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详述。为什么这样一件讹传会衍化成社会恐慌？为何盛世名主，且有言听计从的官僚体系，却摆不平一群作乱妖党？孔飞力正是想从这一引起一时恐慌的社会公案，来探寻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上存在的政治信息传达缺陷与行政失灵的根源，进而来追究在中国近代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之后中国历史悲剧的种子，而不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才打碎了传统中国的秩序。这里的观点与《叛乱》一书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清朝的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衰亡是两码事，在17世纪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之后社会失序与社会结构剧变的因子。
这一视角也就构成了孔飞力与数代中国学者的差异，从中国人意识到革新图强之后，所有的学人的一个导向就是寻找中国体制与文化中实现“现代性”（抑或是“西化”）所缺乏的因素，中国社会结构中缺乏什么没有发展处资本主义？何以会缺失？（12年三联版本书中译后记中有陈兼等关于黄仁宇与孔飞力的比较十分有趣推荐一读），进而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西人的枪炮，戊戌维新要立宪政制度，直到最后的全盘西化，大略就是取西补东，向没有从中国内部发掘起因，因为之前的学者都将传统中国的内质都将“现代性”当成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从根上便是寻求现代性建构的普世性意义，因而之前在中国人看来不相容的东西便成为了可以互通有无的介质。
孔飞力“内部导向”发掘传统中国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缺陷大论述是发散的，可以导向很多方面。《叫魂》第九章中所述及的官僚君主制在处理社会恐慌时之掣肘就是一处，不过读过之后，却总有一种不甚了了之感。
二 孔飞力的模糊阐释：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
这种钝感或许直接来源于孔飞力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概念阐释清楚，当他想解释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又诉诸了以经验事实论述的方式，而把结构化的分析弃置一旁。第九章中几个核心概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就是“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后者在后文中有多个相关联的词汇“官僚常规”、“法典化常规”、“公共法”、“常规化”，尽管多次出现。但是孔氏始终没有给两个概念作出非常明晰的阐释，而只是在使用而已，不免使人些许失望。
其实，类似的国家权力类型划分在很多地方就出现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在论述近现代理性化国家建构过程中，曾经分析了传统国家向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国家力量，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2]“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3]，这种权力是“贯穿”社会的权力，它增强了国家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在书中，迈克尔曼也特意提到了中国，指出兴盛的中国王朝是强专制力与弱基础权力的结合。而一个具有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则应该是两种权力类型双高且相互协调的模式。
这里我们尝试将迈克尔曼笔下的专制权力与孔飞力的概念相对应，将常规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作类比，二者确实有相通之处，孔的专制权力行使主体是专制君主，曼的专制权力行使者既可以是整体的官僚系统也可以是操纵整个官僚系统的君主，二者都是行使者依靠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直接达成行政目的的，在清朝，可能一纸诏书直达地方就是一道行政命令（至于在乡绅社会是否有效是另一个话题）。孔的常规权力需要专制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协商，按照固定的“法典化常规”使得行政事务“程序”化，曼的基础性权力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体系，二者所共有的特质就是协商与制度。运行法典化“常规权力”的官僚系统因为自我保护的惯性与信息传达的钝性，在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屈打成招瞒上欺下的现象，使得讹传一再辐射，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恐慌，这是在传统社会末期“常规权力”已经腐化的初象。面对叫魂危机中的政治罪危机引发的隐藏在满清统治者心底的合法性焦虑，乾隆不得不超越对其报喜不报忧的官僚系统来直接操纵对叫魂案的处置，甚至在体制内的监察系统之内另设特务系统来获取情报，“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P236），此即“专制权力”的运用。孔飞力也提到，在乾隆盛世之时，专制权力尚足够强大，常规权力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这场叫魂恐慌并没有使得王朝出现太大的波折，而在专制权力逐渐衰弱之后，叫魂死灰复燃，皇帝却再也搞不起来什么案子。专制权力的衰弱，也是整个王朝的衰弱。文中提到两种权力的消长关系，我倒觉得二者关系不是二维的此消彼长，存在很繁杂的循环与交替，曾有文在前，此处不加赘述。这样，我们对于两个概念做初步的注释，或许更加明晰，算是对于孔飞力第九章中的一些补充。
三 余论：中国社会戾气的由来与歇斯底里的反复
孔飞力也指出，叫魂恐慌的泛滥，不单单是官僚君主制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一危机来自于深藏在盛世骄傲外衣里的满清的种族自卑感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焦虑，更重要的是，“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P284），这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impachted society），帝制后期从来哪个臣民设想努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体看似和平相处，实际却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中。“官”与“民”，“满”与“汉”，“中”与“洋”实际上互相都不信任对方，中国人的戾气早已有之，只是这时却显得那么重（说起戾气加重，我总感觉是清初被杀得太狠了）。这种戾气，不只是对于他人的忌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仇恶，也不单单是对自己和整个体制的穷凶极恶，其更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残忍剧烈与歇斯底里埋下了了种子。这种戾气遗传后世，逐渐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改革，改得面目全非丢失自我，近代中国的革命，一次比一次的惨烈，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的根基翻个底朝天，革命不彻底， “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4]本来中性的“革命”一词早已经成为现代人心中红色积极的语汇，殊不知要绞入多少血肉模糊才能真正积极得起来，似乎再绞点进去也无妨，戾气使然。
文末，想想这年头内忧外患，无辜者的鲜血流得太多，大到一架飞机小到一条微博都足以让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再次沸反盈天，吾等小民固然细思恐极，但想想这也不单单是祈福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一个学生，话还是少说为好。
[1] 本文所有此类标注均指陈兼、刘昶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2] 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http://csl03250.blog.sohu.com/83429206.html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69
[4]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P16
在国外一群可拢括为“海外汉学家”的学者，他们身在西方却研究着千里之外、百年以前的中国，他们擅长讲故事，读起中国档案馆的存档和奏章甚至比中国的学者还要认真和深刻。他们中最善讲故事的一类被归入叙述史学，前几日来P大很火的史景迁老爷爷就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讲的故事固然很有趣生动，但是也有国内的学者调侃这群洋人，说他们以西人的视角来研究乱象丛生的中国，如同隔靴搔痒，不切要领，好不痛快。然而这群洋人的著作却能能够引起学界的讨论，一些观点甚至引领了国内的史学、社会学研究，其正归功于他们的隔靴之便：他们拥有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basic problematique）。
孔飞力先生写书不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文很早就在国内翻译了过来，是文从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切入发掘清王朝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衰亡的区别与联系，提纲挈领，结构上甚为精致。之后的两部书中，孔飞力也使用了铺叙历史个案的方法，故事讲得更为详细生动，《叫魂》能在中国起这么大的影响，与这点不无关系。但是故事总是引子，最后他形成的模糊的观点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贯穿孔氏三部书的最重要的线索，其实就是海外汉学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叫魂”案中三个角色对待妖术恐慌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书中故事中三种叙述形式：普通百姓的恐慌与以讹传讹，并企图利用这一讹传的法术达致个人私利；官僚群体于公要维持社会秩序于私要避免因失序丢了自己的官位，故而对官官相护，对上方封锁消息；皇帝不知庐山真面目，凭着被误导的消息以及自以为是的傲娇希望能够操控整个系统。三方连带反应使得原本“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31）[1]成了重现清朝“合法性焦虑”的社会危机。孔飞力这个故事讲得太细了，较真当然是好事，但是让我读起来却感觉有兜圈而不达要义之感（据说其他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互相看不起也是因为这点）。在序言中，孔飞力就提到了这个故事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如果故事的目的是这些，孔飞力在第九章的解答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明晰与肯定，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详述。为什么这样一件讹传会衍化成社会恐慌？为何盛世名主，且有言听计从的官僚体系，却摆不平一群作乱妖党？孔飞力正是想从这一引起一时恐慌的社会公案，来探寻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上存在的政治信息传达缺陷与行政失灵的根源，进而来追究在中国近代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之后中国历史悲剧的种子，而不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才打碎了传统中国的秩序。这里的观点与《叛乱》一书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清朝的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衰亡是两码事，在17世纪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之后社会失序与社会结构剧变的因子。
这一视角也就构成了孔飞力与数代中国学者的差异，从中国人意识到革新图强之后，所有的学人的一个导向就是寻找中国体制与文化中实现“现代性”（抑或是“西化”）所缺乏的因素，中国社会结构中缺乏什么没有发展处资本主义？何以会缺失？（12年三联版本书中译后记中有陈兼等关于黄仁宇与孔飞力的比较十分有趣推荐一读），进而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西人的枪炮，戊戌维新要立宪政制度，直到最后的全盘西化，大略就是取西补东，向没有从中国内部发掘起因，因为之前的学者都将传统中国的内质都将“现代性”当成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从根上便是寻求现代性建构的普世性意义，因而之前在中国人看来不相容的东西便成为了可以互通有无的介质。
孔飞力“内部导向”发掘传统中国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缺陷大论述是发散的，可以导向很多方面。《叫魂》第九章中所述及的官僚君主制在处理社会恐慌时之掣肘就是一处，不过读过之后，却总有一种不甚了了之感。
二 孔飞力的模糊阐释：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
这种钝感或许直接来源于孔飞力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概念阐释清楚，当他想解释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又诉诸了以经验事实论述的方式，而把结构化的分析弃置一旁。第九章中几个核心概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就是“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后者在后文中有多个相关联的词汇“官僚常规”、“法典化常规”、“公共法”、“常规化”，尽管多次出现。但是孔氏始终没有给两个概念作出非常明晰的阐释，而只是在使用而已，不免使人些许失望。
其实，类似的国家权力类型划分在很多地方就出现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在论述近现代理性化国家建构过程中，曾经分析了传统国家向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国家力量，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2]“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3]，这种权力是“贯穿”社会的权力，它增强了国家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在书中，迈克尔曼也特意提到了中国，指出兴盛的中国王朝是强专制力与弱基础权力的结合。而一个具有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则应该是两种权力类型双高且相互协调的模式。
这里我们尝试将迈克尔曼笔下的专制权力与孔飞力的概念相对应，将常规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作类比，二者确实有相通之处，孔的专制权力行使主体是专制君主，曼的专制权力行使者既可以是整体的官僚系统也可以是操纵整个官僚系统的君主，二者都是行使者依靠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直接达成行政目的的，在清朝，可能一纸诏书直达地方就是一道行政命令（至于在乡绅社会是否有效是另一个话题）。孔的常规权力需要专制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协商，按照固定的“法典化常规”使得行政事务“程序”化，曼的基础性权力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体系，二者所共有的特质就是协商与制度。运行法典化“常规权力”的官僚系统因为自我保护的惯性与信息传达的钝性，在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屈打成招瞒上欺下的现象，使得讹传一再辐射，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恐慌，这是在传统社会末期“常规权力”已经腐化的初象。面对叫魂危机中的政治罪危机引发的隐藏在满清统治者心底的合法性焦虑，乾隆不得不超越对其报喜不报忧的官僚系统来直接操纵对叫魂案的处置，甚至在体制内的监察系统之内另设特务系统来获取情报，“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P236），此即“专制权力”的运用。孔飞力也提到，在乾隆盛世之时，专制权力尚足够强大，常规权力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这场叫魂恐慌并没有使得王朝出现太大的波折，而在专制权力逐渐衰弱之后，叫魂死灰复燃，皇帝却再也搞不起来什么案子。专制权力的衰弱，也是整个王朝的衰弱。文中提到两种权力的消长关系，我倒觉得二者关系不是二维的此消彼长，存在很繁杂的循环与交替，曾有文在前，此处不加赘述。这样，我们对于两个概念做初步的注释，或许更加明晰，算是对于孔飞力第九章中的一些补充。
三 余论：中国社会戾气的由来与歇斯底里的反复
孔飞力也指出，叫魂恐慌的泛滥，不单单是官僚君主制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一危机来自于深藏在盛世骄傲外衣里的满清的种族自卑感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焦虑，更重要的是，“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P284），这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impachted society），帝制后期从来哪个臣民设想努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体看似和平相处，实际却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中。“官”与“民”，“满”与“汉”，“中”与“洋”实际上互相都不信任对方，中国人的戾气早已有之，只是这时却显得那么重（说起戾气加重，我总感觉是清初被杀得太狠了）。这种戾气，不只是对于他人的忌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仇恶，也不单单是对自己和整个体制的穷凶极恶，其更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残忍剧烈与歇斯底里埋下了了种子。这种戾气遗传后世，逐渐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改革，改得面目全非丢失自我，近代中国的革命，一次比一次的惨烈，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的根基翻个底朝天，革命不彻底， “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4]本来中性的“革命”一词早已经成为现代人心中红色积极的语汇，殊不知要绞入多少血肉模糊才能真正积极得起来，似乎再绞点进去也无妨，戾气使然。
文末，想想这年头内忧外患，无辜者的鲜血流得太多，大到一架飞机小到一条微博都足以让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再次沸反盈天，吾等小民固然细思恐极，但想想这也不单单是祈福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一个学生，话还是少说为好。
[1] 本文所有此类标注均指陈兼、刘昶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2] 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http://csl03250.blog.sohu.com/83429206.html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69
[4]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P16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