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一场妖术引发的血案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从而引起了愚夫愚妇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儿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核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坐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案件产生于康乾盛世时期，故而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 为什么叫魂案件的疑犯锁定在和尚和乞丐之中？
和尚与乞丐是游离于社会边缘被放逐的人群，就如同吉普赛人一样，从来都是遭到驱逐和残害的对象。尤其是和尚本来便是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在人们按情理的推想中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物的种种手段。人们认为和尚为死人超生赚死人的钱因而被污染了，他们掌握的妖术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乞丐被看成是替和尚打下手的一群人。对于朝廷捉拿打压和尚和乞丐，本就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值得群众同情和疑虑的。况且叫魂妖术是通过剪人发辫盗取人的灵魂。和尚又是剃度出家之人，这一特征更是令人害怕。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佛教地位已经远远不如从前。顺治二年开始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礼部允许，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和尚地位一落千丈似是大势所趋。
二 对于身处21世纪的我们而言，叫魂妖术本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甚至我们是以饶有趣味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为什么民众会如此相信？
其实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都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尤其妖术大恐慌的实质是人们害怕妖术师通过施展妖术带来的灾害，同时也害怕自己被认为是妖师而遭到残忍的处死。在1768年的清朝，愚昧无知的农民占有国家人口的绝大比重，尤其妖术起先都是在农村发生，因此相信妖术也就变得司空见惯。
三 为何妖术恐慌在中国的灾害有限？
社会上下层，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感到了同样的不详，本身就暗示了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正是这个文化网络，使得整出闹剧在最后终止，得到平复。
以上是在看书时候怀有的三个疑虑，接下来我想说说看完本书后的一些看法。
历史上自古而来就有文字狱，但是似乎乾隆朝的文字狱更为兴盛。这是由政治背景所决定的。在当时，军事系统较诸康、雍时代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整顿后也已贴服，而民众在永不加赋后日趋安康。如此看来，文字狱是只有在所谓的盛世之下才出现的冤案。没了内忧外患，皇帝开始肆无忌惮地用文字狱来摧折文官士气，此方法甚好，不致引起除诗人以外的反弹。这就是所谓的“一面钳制士大夫，一面讨好民众”。乾隆不敢正面面对大谋叛，反而计较文字狱，我认为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最高领导者的畏惧担心，从而引发了对汉族士大夫的清剿，这其实是反汉化的一个方面。士人对满人的一些偏见甚至并非批评满人的文章也被挑出来强行治罪，这是乾隆作为安逸盛世之下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内心胆怯忧患所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整场叫魂案件，之所以让他坐立难安，甚至查办了多位官员，其实就是因剪辫这一行为本身所折射出的谋反罪。叫魂通过剪去人的发辫夺去人的灵魂。清朝入关后在多尔衮掌朝时就明令全国人民将前面的头发剪去，脑后留长发。而剪辫这一行为，其实是对清政府的公然挑衅，甚至被剪辨者后来听说妖术的防治办法之一就是将脑后的头发也一起剪去，许多人效仿这个方法。这是民众对于妖术情急恐慌下的措施，因此面对这一措施，即使私下里是有悖于清令的，但是乾隆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非常厌恶这种万事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所以任逃犯逍遥法外是最令他坐立不安的。从整个叫魂事件中他的态度分析来看，一方面他对于叫魂事件是极力打压的，命令他的部下早日捉拿案犯；另一方面，他对叫魂的细节和目的又非常感兴趣。正如术士们窃取人的灵魂令民众更为害怕一般，腐败的汉文化窃取满洲的品德令乾隆感到难以言喻的恐惧。这种深入骨髓的荼毒和腐朽其实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整个清朝的官僚机构。他认为满人的勇敢、果断、善战、担当都沉溺于江南文化的绵软温柔乡中。而官员们对待叫魂案件的懈怠、自保、官官相护都使得他相信他们已经被汉人的文化腐蚀了，学会了汉人官场上的一切暗箱操作。这是比迟迟未抓到嫌犯更令他失望和愠怒的。
   总而言之，对妖术的看法其实可以总结为三种。一种是皇家的版本：整个满洲政体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有不法之徒想要通过散播谣言、迷惑群众来谋权篡位；第二种是农民的版本：他们关注的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其实还存在第三种版本：作为官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人。他们是一座桥梁，架起了原本由等级差别而地位悬殊的皇帝与黎民百姓。官员们的中庸之道，一切都是为了明哲保身。这是绵延几千年的儒家经典所教会他们的，也是乾隆最为深恶痛绝的汉族糟粕。
有趣的是，康乾盛世下发生的这一事件，让我关注到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民众的反应。 另一个是清朝官僚机构的忧患。一旦嫌疑犯出现，人们就会不自觉的充当起官僚捕头的角色将他们押解到衙门，并以一种高度的姿态表现在疑犯面前。但是在这之前，其实疑犯和他们是同一等级的人。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通民众权利相当匮乏的封建时代，只要有一点点掌握权利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因此叫嚣、打压甚至冤枉他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扔掉书包带上红袖套，突然之间就获得了崇高的权利。可以对曾经的老师、上司为所欲为，在混乱的社会中以打击他人肆意污蔑来满足他们自我内心对于权势膨胀之后所带来的一切意淫。
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假象罢了。因为这时的官僚制度已处于盘根错节的乱团之中，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经捉襟见肘，让我感到可悲的是，官员之间如藤蔓一般纠葛攀爬，绵延向上的一股子官官相护劲儿，到21世纪的现在仍未被剔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