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的原文摘录

  •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查看原文)
    Q. 2回复 26赞 2012-10-10 22:26:43
    —— 引自第285页
  •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查看原文)
    [已注销] 2回复 11赞 2012-09-18 08:53:09
    —— 引自章节:285-权力的幻觉
  •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民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勒索,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受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民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者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的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以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是提出这种指控相... (查看原文)
    Moja 5回复 13赞 2016-09-18 23:04:10
    —— 引自章节: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查看原文)
    抱字 2回复 12赞 2015-06-07 17:10:42
    —— 引自第301页
  •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忍无可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查看原文)
    林活泼泼地 4赞 2012-11-17 12:14:28
    —— 引自第300页
  • 在大众的心目中,僧人与一般乞丐之间的区别并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 (查看原文)
    萌子啊萌 5赞 2012-04-28 10:47:41
    —— 引自第57页
  • 在这个权力对普遍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查看原文)
    林活泼泼地 3赞 2012-11-17 12:15:57
    —— 引自第300页
  •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出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到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鬼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来说,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遭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实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即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利。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查看原文)
    抱字 4赞 2015-06-07 16:58:42
    —— 引自第300页
  • 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不管中国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满清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这不仅仅对那些献身成仁的烈士们来说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于懒惰还是因为无知只要未能达到新政权对于发式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便都会受到制裁。这此人并不是效忠明朝的激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因因为某个偶然机会而被逮住的个人。而每当有一个“逆叛之徒”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心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届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的一块试金石。 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 (查看原文)
    erikakaka 4赞 2016-07-31 10:58:15
    —— 引自章节:全书
  • 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 (查看原文)
    躲猫猫社社长 4赞 2018-04-03 04:31:29
    —— 引自第76页
  • to terrorize intellectuals for real or imagined ethnic slights, ... (查看原文)
    躲猫猫社社长 4赞 2018-04-03 04:31:29
    —— 引自第76页
  • 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在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查看原文)
    丛林宜歌 4赞 2018-11-14 14:39:08
    —— 引自第42页
  •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争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 (查看原文)
    草籽 2赞 2019-06-29 23:35:12
    —— 引自第285页
  • 对中国妖术所作的探讨揭示了两种互有联系的产生恐惧的机制,两者都涉及到了灵魂——躯体联系脆弱性的问题。普通人害怕的是自己的魂会失去。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联接是脆弱的,这意味着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是可以将它们分开的。做梦、生病,当然还有恶毒的法术,都对灵魂——躯体联接纽带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皇家的恐惧则不仅同个体也同群体有关。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通过皇家不断从事的礼仪活动而反复得到验证;同时,君权神授本身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如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其它征兆时才可以看到的宇宙力量),或由于巴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 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皇家的祭祀官员们对于除了自己以外其它任何同神灵世界的联系都采取嘲弄态度,这种做法其实证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究竟是何种力量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和上层造成了这样的恐惧,这在我们对叫魂的故事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后,是值得加以考虑的。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在此过程中,存在于妖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将会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 (查看原文)
    乐透喜中八百万 2赞 2016-03-19 20:14:45
    —— 引自第156页
  • 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查看原文)
    熊里的小木屋 2赞 2017-04-04 12:27:12
    —— 引自第42页
  • As an overture to China's modern age, the soulstealing panic strikes one particularly sour note to the observer of Chinese society: the widespread release of social hostility in the form of score-settling. ... Once the state campaign against sorcery began in earnest, there arose splendid opportunities for ordinary people to settle scores or to enrich themselves. Here was a loaded weapon thrown into the street, one that could as well be used by the weak as by the strong, by the scoundrel as by the honest man. Malicious imputation of "soulstealing" was a sudden accession of power in a society where social power, for ordinary people, was scarce. To anyone oppressed by tyrannical kinsmen or grasping creditors, it offered relief. To anyone who feared prosecution, it offered a shield. To anyone... (查看原文)
    躲猫猫社社长 3回复 3赞 2018-04-07 05:23:23
    —— 引自第228页
  • Yet in certain extraordinary cases, it was evidently still possible for the highest officials to curb such power by invoking a superior code under which all human governments might be judged. To do so required that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s something more than servants of a particular regime. Such self-confidence could persist only among men who believed themselves to be certified carriers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politics, such gumption was scarce enough,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ministerial power. It became scarcer yet after the empire collapsed, a century and a half later, along with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systems that nourished that elite self-confidence. Nobody mourns the old Chinese bureaucracy. The social harm it did,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its day, wen... (查看原文)
    躲猫猫社社长 3回复 3赞 2018-04-07 05:23:23
    —— 引自第228页
  • 下方注释「42」:今天,在官方对于行乞者的态度中,仍然充满着对于公共安全的关切以及道德上的说教。在此,我要感谢韩书瑞使我注意到了《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一篇题为《乞丐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尽管乞丐人数有所下降,但据估计中国全国在1987年仍有67万名乞丐,比起1979年,下降了37%。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乞丐“扰乱了社会秩序,因而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在乞丐中,只有20%是因自然灾害或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以乞讨为生的。大多数人则把乞讨视为赚钱的捷径。还有人则或是为了逃学,或是为了逃避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还有人是被家庭抛弃的精神病人……1987年,广州市35%的乞丐是罪犯”。载1988年5月16日《中国日报》。 (查看原文)
    半袖 3赞 2021-02-04 00:57:47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盛世
  • 无论是商业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查看原文)
    单词先生 1回复 2赞 2012-07-23 14:04:24
    —— 引自第50页
  • 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查看原文)
    牢骚大王历险记 2赞 2012-08-27 16:02:00
    —— 引自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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