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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不管中国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满清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这不仅仅对那些献身成仁的烈士们来说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于懒惰还是因为无知只要未能达到新政权对于发式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便都会受到制裁。这此人并不是效忠明朝的激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因因为某个偶然机会而被逮住的个人。而每当有一个“逆叛之徒”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心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届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的一块试金石。

 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1768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就是文字狱。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前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一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一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在这里，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对于弘历来说，产生公众动乱的潜在危险（不管是因削发或妖术而造成的）关系到他的政权的安全。他可以通过对于术士们的起诉审讯来安抚平息公众的恐惧，但这样做对公众的情绪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却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妖术带来的危险却是直接的，并涉及到了他们个人：种种邪恶势力正威胁着他们，要将他们的躯体与灵魂分割开来。剪割发辫的妖党搞得他们不得安宁

根据伊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的区分有关“妖术（sorcery）”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Witchcraft）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种关于灵魂两重性的认识便已存在；而且，当时这一认识已经与“阴”“阳”双重构成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阴阳相依，方有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存在。同阴阳相对共存一样，当人活着的时候，灵魂的两个部分和谐地共存于人体内；而当人死去时，它们便分开了“魂与“阳”相对应（并与男性、轻质和动态相联系）“魄”则与“阴”相对应（并与女性、重质和静态相联系）“魂”所控制的是较为高级的机制（脑与心，而“魄”所管理的则是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

 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弘历对保安邪教的无情打击是他9月7日谕旨所得结论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从逻辑上来说，邪教对割辫案的反应正是割辫妖党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大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对对身处承德的朝廷来说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术已使朝廷为之震动。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检察官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关于官僚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经典描述可以说明中国的情况：“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出于同样的道理，清代君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常规方式和专制方式的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当规规则失去效用时，补救的方法不仅包括制定更多的规规则，也包括诉诸于依赖专制权力的手段。从在位初期起，弘历便便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到这一机器的运作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中去。这种努力从他对对官员的考评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

一个巡抚一旦为某官员举荐了一个职位，要他承认这是个错误就会很尴尬。因此，举荐就倾向于一以贯之：没有一个巡抚愿意轻易改变对所举荐的属下的意见，除非该属下的表现好得或坏得出格以致使他别无选择。

 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当叫魂案发生时，它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们的问题。

关于官僚机器如何回应君主的淫威，我们必须在档案文件里细心地寻找。好像有几种不同的抵制情况存在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因应；再有一些些可能是某些j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就可叙述性而言一次明显的成功或失败就是一个“事件”。一般来说，是“事件”给了官员以机会去弹劾他人，也是“事件”使官员得以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赞助。“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所以，除了维持帝国的秩序以外，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为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提供象征性的资源。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这从他的朱批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朱批不用草稿，也并非别人起草，是弘历的当下反应。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对眼前问题的直接感受。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弘历憎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但他对妖术的反应却受到了他对其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一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他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在词汇上与长期以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现现在，以叫魂案这―政治罪为背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同官僚们E们的行为有关的。

 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 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日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一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后记：

 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惧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种种历史意蕴。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经历。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

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

 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 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但他好高骛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