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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五节　官僚主义：集权化与去集权化倾向
现代国家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吸引和聚集既得利益者。随着社会制度中越来越多的漏洞被发现，社会秩序也变得不稳定——简单来说，掌权者认为对社会不满的人正在增多——这使得他们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通过培养数量庞大、直接依赖于国家的公务员阶层来最大程度地满足大众对于社会安定的需求。同时，现代国民经济也成为这一趋势的强大助力。一方面，国家能够提供大量的公务员职位；另一方面，国民对公务员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社会中产生了具有剥削性的大资本家和有组织的具有反抗性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小工业主、手工业主、小商店主、农民等）夹在两者之间，社会地位日趋不稳定，这增加了中产阶级对公务员的需求。
对公务员职位的过度需求，源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需求永远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最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者”（intellektuelle      Proletariat）。这一群体成为国家公务员数量急剧增长的关键。国家迫于压力会不断增设公务员的职位，以安置数以千计的求职者，进而将他们从国家危险的敌人变成忠实的保护者和追随者。知识型无产阶级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那些已经在政府中获得相应职位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西皮奥·西格勒（Scipio Sighele）指出的围在政府周围却无法进入政府堡垒的人。前者如同一群奴隶，随时准备为供给他们面包的国家卖命。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部分是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利益（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的考量。因此，他们无疑被视为国家最忠实的支持者。后者则是国家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始终是顽固不化分子，其中有一部分人领导资产阶级反对派，还有一部分人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集团
公务员队伍总是以缓慢的速度不断扩大，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中产阶级的不满，但毕竟一直处于扩展的状态。因此，政府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且通常呈现出没有终点的螺旋上升趋势，尽管社会整体福祉越来越少，但政府机器不能因此而停止，因为仅仅保持政府运转就能满足那些受教育者对稳定社会地位的需求。同时，保持政府运转也是国家自保的重要手段。
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整个生命历程就是，在每一个悠闲的夜晚，伴随茶壶里水的沸腾声，他们互相之间即便存在语言的障碍，仍不断进行活跃的思想交流。他们强迫自己独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之外，并断然拒绝执行那些带来利益的“现实”行动。然而，随着国家机构的大门越来越多地向社会主义者开放，起初是允许他们进行宣传动员，之后则允许其组织活动，这让社会主义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日常政党生活而逐渐降低了对那些不朽原则的思考。社会主义者的知识面有所增加，却丢掉了远见与崇高的追求。工人领导人每月为工会招募更多的印刷工人、鞋匠或者制纱工，他们就对意外与疾病保险中的细节了解得更清楚；他们越把精力放在工厂纠察、商业法庭、消费合作社店铺的滚标系统（Rollmarkensystem）以及市政照明系统中天然气用量的控制等一系列专业性问题上时，他们就越倾向于从一个最狭隘的角度去思考工人运动。按照人的心理与生理规律，工人领导人对于重大历史哲学问题的关注时间越少、兴趣越低，他们对于国际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之后，工人领导人倾向于将那些不是从技术层面而是更宏观视角思考问题的人贬斥为“无能之人”。那些试图在他们认定的社会主义教条之外的尝试，或者在其他领域用其他方式进行斗争的人，他们都断然否定。工人领导人完全沉浸于专业之内，丧失了对事物的“广泛”认识，这种趋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照理说，第一国际各个支部之间存在的民族隔阂，必然会阻止组织内个人独裁的出现。但第一国际最高决策机构位于伦敦，是由各国代表组成的总委员会，这个机构几乎与拉萨尔一样，拥有的权力极少受到限制。尽管总委员会成员以违反民主原则为由禁止下属联合会选出自己的主席，但当涉及总委员会自身时，他们又会转而夸赞是工人阶级在总委员会中给自己布置了“共同的指令”（Gemeinsame      Direktive）。总委会成员兼任内部具体管理的相关职务，如财务主管、总书记以及负责联系不同国家的通讯书记等。必要时，总委会成员也可身兼数职，如当时恩格斯就不得不暂时兼任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四个国家联系的通讯书记。第一国际总委会书记可以算得上是大权在握，他决定新支部的建立，也决定是否为支部提供财政支持、为支部争端进行仲裁等。毫无疑问，在最重要的理论和组织实践活动方面，第一国际总委会无疑受到马克思个人坚强意志的影响最为巨大。同样，第一国际之所以很快走向没落，其中最深层原因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内部原则上的寡头制与现实中的君主制之间的矛盾没办法调和。
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专制派（Autoritären）凭借一些独裁的手段（如拉票、在反对者无法到达的地方召开会议等）彻底击败了反专制派（Antiautoritären）。然而，不久之后，总委员会内部谴责个人独裁的声音再次高涨。马克思亲眼看着自己先后被法国革命者、英国工会领袖以及居住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所抛弃，寡头们一个接一个打碎了潜藏的君主体制。
旧“国际”（第一国际）最大限度地在国际无产阶级中推行集权，“为了在任何一个经济阶级斗争激化的地方，都能快速组织工人阶级力量投入斗争”。新“国际”（第二国际）则采取各国自治的联邦形式，组织形态较为宽松，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但第二国际各个分支即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组织十分严密。第一国际犹如一个寡头制掩盖下的个人独裁国家。第二国际如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是一个互相独立的寡头国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第一国际的总委会具有无限权力，第二国际的中央部门是位于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但它只是一个通信办公室，自身没有任何权威。
如果党组织存在真正民主可能性，党内分权的趋势无疑是不民主的，反而集权制是实现大众意志的最有效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恩里科·菲利对改良派主张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他指出，他们（指改良派）妄图取消党的中央执行机关，这相当于遏制党员大众的党内主权，前者是后者意志的合法性表达，是后者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对自身权利的践行。
无论是“挣脱罗马运动”，还是德国内部的“摆脱柏林运动”（都是指各国党内的去集权化运动），都不会削弱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寡头统治原则。那些反对中央的少数派很快在其控制地域内建立起自己的中央。如同当初他们反对中央一样，这些少数派在自己的地盘内毫无顾忌地运用权力。因此，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去集权化倾向无非是尝试将党内权力分散，然后将大型寡头集团分割为数个小型寡头集团。例如，在法国与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每一个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都致力于摆脱党中央的影响，建立自己在地方组织内部的权威统治。在德国，由于国家内部一直存在分裂，各州议会与行政边界也都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社民党的去集权化倾向。现实需要要求德国社民党各地方组织能在特定区域行使不同的职能。然后，从巴伐利亚到黑森所有的地方组织都渴望远离柏林党中央进行自治，但在各自所在地区它们依然保留自身权威中心地位。
从理论上讲，领导人受到大众意志的制约，他随时可能被辞退和代替，大众的示意就能让领导人离职。但是我们发现，这一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多方面的严重掣肘。虽然党内民主无法避免领导人的寡头化，但至少领导人可以被任免。领导人最致命的缺陷反而是对大众的盲目信任，所以相对于民主领导人，贵族领导人更能够抵制大众的冲击。民主存在一个固有特征：每个人的背包里都怀揣着一根代表统治权的权杖。也就是说，大众无法进行直接统治，但只要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掌握统治所必要的能力，无论这些能力是好是坏，这个人就能一跃而起进入领导集团。现在，新晋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威胁到那些已经在位的领导人，后者不得不给前者腾出新的权力空间。因此，那些在位的领导人必须始终注意大众的意见与情绪的变化，至少他们需要在表面上与大众保持一致。他们还要承认自己是大众的奴隶，并表现出一种顺服的姿态。这样看来，大众似乎确实控制了领导人。实际上，这种情况的产生通常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新的领导人获得了大众的支持，成功向大众传播与老一代领导人所不同的观念。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元老们似乎只剩下两条路，服从大众意志维持地位或者放弃领导地位。如果更进一步观察，我们则发现让步只不过是他们一种抵消新领导人影响力的手段。老的领导人表面上是屈服于大众的意志，实际上则是防止新崛起的权力精英的威胁。
人们常说，人民革命总会牺牲他们的领导人。例如，意大利的黎恩济（Cola di Rienzi）、米歇尔·迪·兰顿（Michele di Lando）、马萨尼洛（MasanielIio），法国的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都为上述论断提供了坚实的案例佐证。但是，如果人们认为是大众的反抗导致领导人的下台，这是错误的。并不是大众推翻了领导人，而是一些领导人借大众之力推翻了另外的领导人罢了。典型的例子就是，丹东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而丹东派残余后来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从民主制度中产生的寡头统治会面临两方面的威胁：其一，大众的民主革命；其二，寡头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借此获得更多权力，实现了寡头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过渡。这两方面的威胁密切相关，甚至后者会成为前者的直接成果。可以说寡头统治的威胁来源于体制下层与体制内部，一方面是大众的反叛，另一方面是寡头的篡权。所有的现代大众政党内部都缺乏真正的兄弟般情谊，也就是说，党内人与人之间难以互相信任，处于潜在的互相斗争状态。领导人之间尤其缺乏信任，他们互相猜忌，这已经成为民主体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领导人首先对即将接替自己的领导权的人产生极度的不信任感，几乎每一个领导人都怀疑自己的接班人会在自己未交权之前就开始夺位。
当权者总是大力鼓吹纪律与服从的重要性，将纪律与服从视为政党组织存在的先决条件。有时，当权者还会审查党内具有反对倾向的同志，强迫他们取消自办刊物，并要求后者只能在自己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德国社民党明令禁止党内成员与资本主义报刊媒体合作，由于那些接受私人资本资助的社会主义杂志不受社民党控制，社民党官方也要求党员与这些媒体划清界限。
。社民党中一个党龄8至10年的党员仍被认为是一个“年轻”同志，德国人对年长者的尊重与社民党内部等级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与任何一个成熟的官僚机构一样，德国社民党具有本能的排他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德国社民党中，刚加入的“新手”、一些不在党内工作的党员没有融入政党组织机构中，他们充当私人撰稿人或者用其他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些能力出众的年轻党员很少能够在党内发挥作用，而讽刺的是，党内则经常抱怨缺乏合格的接班人。那些党龄不长的党员，如果不在党内担任诸如编辑、工会秘书、工会领导人等现代工人政党专业官员，特别当他们是知识分子时，尽管政党赋予他们所有正式的权利，工人运动所有的组织也都有民主规则的保障，但他们依然无法在党内获得任何荣誉职位。
大部分德国社民党与工会领导人都会对青年工人运动抱以蔑视和怀疑的眼光。但是，当双方都意识到青年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阻挡时，他们就会坚决冲到前面，夺取这个运动的领导权。为此，社民党专门成立一个德国青年工人中心来领导青年运动，其中社民党、工会与青年组织各出4名代表。这样一来，青年组织与当权者获得的席位比例变成了1:2，前者基本丧失了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如此，领导人还推行家长制作风，把投机行径用一番合乎逻辑的话语进行包装，并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因为青年大众没有能力来代替领导人的意志。
从此以后，这种策略在历史上被无数次运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除那些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导人对当权者的威胁，防止他们起来反抗。无论是君主体制还是寡头体制都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手段，并取得巨大成功。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民众对于选举漠不关心，西班牙政府已经完全能够掌握选举的一切，然而为确保万无一失，仍会挑选出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候选人参选。近年来，尤其是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向工人阶级杰出领导人开放政府职位来压制愈演愈烈的工人革命运动，这其实就是试图通过分享极为有限的权力来驯服革命。
新晋领导人的权力之路荆棘丛生，他们需要面对重重艰难险阻，只有得到大众的支持才能顺利前行。一般来说，新老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很少以老领导人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双方斗争的结果并不是精英的循环（circulation des élites），而是精英的重新联盟（réunion      des élites），这意味着新老领导集体的融合是结束斗争的出路。
事实上，新晋领导人遭遇老领导人排挤的情况并不少见，前者会转而迎合后者以躲避攻击，公开宣布完全同意老领导人采取的所有行动。只有当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和策略到了狂热的程度，或者某一方太过自大以及难以相处时，才会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换句话说，出现导致双方对立的客观性因素过于尖锐，难以进行妥协；或者在持续不断的争夺大众的斗争之后，一方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与另一方再相处下去这样的情形时，党组织与党员大众都会分裂成对立的两个派别。当然，在这两个派别中都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寡头统治的景象。
一旦新领导人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以沉默的大众权利受到侵犯的名义，成功推翻了老领导人令人憎恶的暴政并取而代之。我们会发现，他们与前任一样，很快变成了“暴君”。历史上，类似的案例举不胜举。在君主制国家中，王子领导的反对派很少能对王权构成实质性威胁。同样，尽管那些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后备领导人对当政领导人产生威胁，但对于整个领导权力体系并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当前的革命者成为未来的反革命罢了。
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的道德品质水平通常要比其他阶级政党领导人的平均水平高出不少，即便是那些社会主义的明确反对者对这一点也毫无疑义。然而，对领导人来说，长期扮演领导大众的角色对自身道德产生了根本性的负面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也许人们可以把拉布吕耶尔（Labruyère）讽刺路易十四宫廷中达官贵人们的话直接用在当今伟大的民主运动领导人身上。他说，对于那些在这里（即路易十四的宫廷）依然想保持品格高尚的人来说，大众对他们的崇敬与模仿将很快演变成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如果领导人的家境并不富裕，且没有其他优厚的收入时，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他就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领导职位。这种情况在工人出身的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领导其他人成为他们的唯一技能，如果他们失去领导职位，在经济上无异于一场灾难。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人出身的领导人也无法重操旧业，在精神状态上，他们已经习惯于作为领导者所带来的优越感与荣耀，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在能力状态上，除了进行政党宣传，他们没有兴趣和能力从事其他工作。在身体状态上，他们在工人时期手上留的老茧已经消失，剩的只有长时间握笔而导致的手部痉挛。
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同样会感到筋疲力尽。当年他们书生意气，充满热情，加入工人组织后很快成为领导人。尽管他们处处享有优势，但如同从事其他工作一样，想要获得成功也必须殚精竭虑。长此以往，这些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出现早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先前的工作已经不甚了了，换句话说，先前的工作与现在作为政治家的职业基本毫无关系，他们也不能失去领导职位。但是，律师出身的领导人并不在上述范畴内，一位律师就算完全献身于政党活动，他也不会丢失作为律师的职业素质。其主要原因是整个政治斗争与律师法庭辩护在实质上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律师具有逻辑缜密的表达艺术、舌战群儒般的语言能力以及翩翩风度，这不仅能够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还能让他们得到进一步锻炼。然而，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领导人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积极投身于政党事务的杰出学者，无论他是从事党内新闻工作、宣传工作，还是直接担任议员，他原本的科研能力肯定会逐渐下降。原因在于，在组织纪律的迫使下，他们不得不整日忙于政治工作，以至于无暇进一步思考科学研究，更别说提高自己的学识了。
就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来说，他们或是出于自己的道德理想，或是受到某种热情与科学信仰的召唤，进而投身无产阶级运动之中。在学生时代，他们满腔热情，具有乐观主义精神，勇于探索世界，遇到困难乐于钻研克服，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逃避。他们甚至敢打破禁忌成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弄潮儿。他们与工人阶级一道并肩作战、共克时艰，直至取得成功。最终，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并为工人阶级政党事业和理想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随着他们年事渐高，这一奋斗历程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然而，自参加工人运动以来，经常性的斗争和那些与他们最初的理想相违背的事物都让他们的理想销蚀殆尽。这种情况下，许多领导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内核产生怀疑，一部分人会与自己的怀疑进行艰苦的自我斗争，另一部分人则会有意无意地回归他们童年时代（资产阶级）的理想。
然而，这些充满失望感的领导人无法回头，也不可能“改行”。因为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自身考虑，他们都与自己的过去紧紧捆绑在一起。他的家庭需要糊口，他在过去积攒的良好政治声誉也需要他继续坚持过去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继续忠于自己奉献了最好年华的事业。但从此，他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机会主义者，从一个社会主义信徒变成了怀疑论者，从一个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
波拿巴主义将人民意志推向了极致，以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人民主权走到了极端，反而成为废除自身的主要力量。所以，从一开始拿破仑时代的民主主义者坚持一个观点，即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同样，那些关系到后代的大众主权转让也是不公平且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权利代替后代决定，让他们自愿放弃宪法授予每个公民的人民主权权利。可以说，波拿巴主义是一种个人意志统治理论，只是这种个人意志最开始来源于大众普遍意志，但后来它摆脱了后者的约束，成为人民主权的主人。波拿巴主义的民主渊源则成为其现实不民主表现的挡箭牌。通过这种理论，恺撒式的独裁政府成为人民主权现实表现。“他是民主的化身，是国家造就的个人。”从根本来讲，波拿巴主义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混合物。当政者由选举产生，其地位不可撼动，他就是大部分选民意志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对民主。
在对民主十分敏感的大众中，波拿巴主义获得了再合适不过的土壤，因为它给了大众“翻身做主人”的错觉，这种错觉通过代表制获得了合法的外衣，受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大众的欢迎。这种授权转移以及大众为此所作的牺牲都是大众意志的有意为之，并且不存在如同过去君主制权力转移的合法性那样，需要依靠形而上学的上帝意志。因此，大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将大众意志作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如同人民之子一般。这种关系模式满足了每一个大众的虚荣心，“如果没有我，他现在就不会是领导人”，“是我选择了他”。
民主能够容忍一定的僭主政治源于一些心理和历史的原因，即只要大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接近甚至得到权力的机会，那么大众就还能够轻易接受被统治的命运。在19世纪中叶，具有民主倾向的法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对自己的父辈在其伟大叔叔带领下所获得的荣耀记忆犹新，尽管痛恨君主政体，但依然积极投票支持拿破仑三世。政党组织中也是如此，当每个人原则上都能参与统治时，寡头统治本身也变得并不那么让人感到压抑。
在古老的贵族制中，任何人不能违背君主的命令，因为反对君主就是反对上帝。同样，在现代民主制中，任何人都不允许反对统治寡头的命令，因为这样做就如同自己反对自己、反对委托给代理人的自身意志，最后甚至还会亲手推翻民主原则。民主政体中的领导权是建立在民主大众无所不能的假设之上，每一名政党官员都是靠同志们的支持才到这个位子的，想要维持住位子自然也取决于同志们的满意度。所以，在民主政体中，每个人所接收到的来自上级的命令实际是自己的间接意志。领导人要求大众服从于自己，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进行推理完全符合逻辑。然而在实际中，选举领导人的过程甚至领导人的重新当选，往往受到诸如暗示和强制等手段的强有力影响，这使得大众的选择自由权被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在政党历史中，民主制度最后蜕变为大众定期选择自己主人的权利。在选举期间，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选择的主人。
政党中出现的每一次反对浪潮，都会被视为一种向大众散播对领导集体不满的蛊惑行为。无论反对者动机多么高尚、信念多么诚挚，抑或是理由多么符合民主基本权利，他们的行为都会被当作一种恶意破坏党纪、企图煽动政党分裂的不良行为，进而被禁止。应当指出的是，占据权力机构并以此掌握权力的领导人会具有一种合法性优势，而那些处于反对派的领导人与大众则总是被冠以非法之名。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总会用一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即“整体利益”（Gesamtinteresse）去平息反对派
我们已经证明，在革命工人运动中，领导人对反对派采取的策略、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应对叛乱分子所采取的策略、行动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所用到的术语只需要稍加修改就可能相互通用。在他们使用的术语中都包含了对反对分子的指控和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只不过一方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另一方是为了保证政党发展。
区
如果领导人是一个充满激情且诚实坦率的人，他也会如太阳王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那样，说出“党即是我”这样的话！官僚将自己等同于整个政党，也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完全画等号
涅恰耶夫（Netschajeff）认为，革命者面对所有不认同他的方式与目标的人，有对其进行剥削、欺骗、偷窃的权利，而且必要时还可以彻底消灭他们，因为那些反对者只是一群“阴谋家”（chair à      conspiration）而已。革命者唯一的准则就是实现他们世界观的专制，达到“革命即我”（La Révolution，c'est moi!）的境界。巴枯宁发现了上述论点中所隐藏的逻辑，他指出，涅恰耶夫之所以提出如此观点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巨大野心，但他对此毫无意识。
当组织中的寡头制发展到了高级阶段，领导人不仅将自己与组织机构融为一体，甚至还将组织的全部家当与他的个人财产画上等号。无论在政党政治还是在国家政治中，这种寡头政治现象都极为常见。寡头们总是将共同利益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混为一谈。例如，一位热那亚的工人领导人随着城市无产阶级组织的壮大，他的个人影响力也不断加强，同时同志们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与职位。后来，他代表工人签订工资协议以及处理其他类似事务时，他竟然认为，除了要维护工人利益之外，他还有权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在那场德国工会领导人与工会成员关于经济罢工的著名争论中，领导人坚持从法律与道德方面要求获得罢工决定权，因为正是他们为工人罢工提供了资金。对此，有位批评家评论道：“这种要求看起来就好像是贫穷的工会官员需要自掏腰包支持工人运动一样！”
大众缺乏社会敏感性，即使经历社会重大事件，面对不断深化的经济技术革命，他们的思想状态也不会有任何本质性变化。只有过了一段时间后，社会重大事件或者经济技术革命等新事物才能逐渐影响大众。
我们会经常发现，过去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当下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这是由于代表当前以及未来经济体系的阶级没有意识到他们蕴含的真实力量，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妄自菲薄。
根本来讲，在阶级斗争史中，阶级斗争的动力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压迫，而是被压迫者对压迫的感知。因此，现代无产阶级存在本身并不足以带来任何“社会性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总是作为一种被动的反应，需要激发工人的怨恨意识，以激发某种“潜在的”“本应有的”斗争力量。
这些运动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不满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而不是源于那种有意识的反对压迫的反抗精神。因此，只有当科学服务于工人阶级时，无产阶级运动才真正转化为社会主义运动，同样那种出于本能、无意识、无目的的暴动才能转化成意识坚定且目标清晰的革命运动。
历史上，所有大规模阶级运动都是在领导人的鼓动、帮助与指导下进行的，但领导人大部分都来自敌对阶级。例如，领导解放罗马奴隶的斯巴达克斯尽管当时是一名奴隶，但他过去在色雷斯是拥有财产的自由民。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是图宾根农民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但他不是农民而是一名神学博士。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弗洛里安·盖叶（Florian Geier）是一名骑士。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第三等级（Tiers Etat）解放运动最负盛名的领导人拉费耶特（Lafayette）侯爵、米拉波（Mirabeau）侯爵、罗兰（Roland）男爵以及西耶斯（Siégès）都属于特权阶层，弑君者菲利普·埃加利特（Philippe Egalité，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甚至属于皇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宣传工作的使命是动摇敌人的信心，其前提就是让敌人相信，对方提出的观点相比于自己一方更具有价值。社会主义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宣传的强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体现出的强制性权力。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认识，主要归因于其组织宣传工作的巨大成功。但是，受到社会关系的局限性影响，宣传说服工作也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在正常情况下，宣传动员社会大众、各个阶级的人们参加自我解放运动一般都能取得成功。但是，社会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试图说服一个阶级放弃他们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时，这种宣传必然无法奏效。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吸引了众多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这种学说对他们的影响极为深刻，以至于让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离开自己的亲属、父母、社会地位与荣誉，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解放人类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并不是一个阶级群体的普遍现象。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发生任何改变，也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开拱手让出特权地位，更不会用放弃特权来支持那些“难兄难弟”在道德层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