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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预防性限制领导人权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在公法领域，瑞士的现有政治体制体现了民主的最高水平，瑞士公民同时享有复决权（Referendum）与创制权（Initiativantrag）。瑞士法律规定，在许多重要立法事务中都必须全民投票。代议制机构（或者叫人民代表机构）各个机关所起草的法律草案通过与否必须交由全民投票表决。此外，一些自治城镇还享有直接立法权。根据宪法规定，如果一定数量的公民要求废除现有法律或者提出一项新的议案时，就需要由全民投票表决。
事实上，尽管这些民主机制经常导致不民主的结果，特别是相较于代议制，民众在全民复决中对社会与民主显示出更低的理解水平，但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以此错误地对国家的民主制度进行严厉批评。其中一些人从这些民主制度中发现了解决公法领域所有问题的最终途径，并找到了“寡头政治必然存在”这一观点的现实反驳依据。在他们眼中，复决权与创制权等将立法活动的重点从代议制机构转移到了全体公民手中，进而能够克服寡头政治出现的必然性。
德国社民党内部制度保障了党员的创制权权利，每位党员都可以向每年的全国党代会自由提交议案。但这项权利是纯粹的纸面权利，事实上个人提案几乎从来没有被党代会代表们讨论过，更别说接受议案了。通常情况下，党代会接受的议案至少需要十名代表联名提出。此外，我们还应该提到，社会主义政党诸多制度中最接近创制权（尽管与创制权存在很大差别）的规定是，一旦提出召开党代会的党员数量超过最低限度，党的行政机关就必须召开一次特别党代表大会。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对这项制度中党员数量的最低限度规定有所不同：在德国是15个地方党组织；在意大利是全国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比利时需要两个省级党组织或者20个地方党组织联名。
在英国，工会缺乏政治稳定，它也担心行使复决权会对财政与行政系统造成损害，所以再次放弃了复决权。在德国，多数社民党党员对复决权相当克制，但一些地方党组织依然会通过公决选出全国党代会代表。很快人们就发觉，只有那些对党代会议题与其他候选人的立场真正了解的同志才会在党代会代表选举中进行客观投票。
在荷兰，荷兰社会民主党规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全体党员投票产生。然而，在1909年，尽管党内激烈的斗争激化了高层之间的矛盾，但那一年的党内选举仍只有不到一半的党员参加。
我们可以对民主政党中使用复决权的历史进行如下简单总结：不经常被使用，且效果不佳。之所以效果不佳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提案方式与内容较为混乱，二是普通成员参与度较低。
总之，社会民主政党很少使用直接诉诸普通成员的做法，这与瑞士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这样的党内做法也与社会主义者倡导的人民直接进行立法建议及法律废除的直接立法要求明显矛盾。行使复决权的要求在政党生活中基本被遗弃。
在一些以社会民主主义口吻写作的文章中经常会提出极具讽刺的问题：仅仅出于对抽象民主概念的认同，就将党的领导权交给那些无知的大众，这种做法是否适当？那些保守主义者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只不过他们讨论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政党”。
复决投票与其他形式的直接民主制度都受到同样的指责。在需要快速决策的情况下，复决投票与党组织的政治化、军事化特点产生矛盾，这会削弱党组织的应变能力。尤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例如社民党在紧迫的战争问题上表明自身立场时就无法用复决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同时，对领导人来说，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误导大众，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以此保留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权。由于复决投票结果的绝对性，没有人敢对这种结果进行批评怀疑，这促使那些权力投机者凭借此种方式攫取权力。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作为先决条件
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即便不能完全阻止领袖民主意识瓦解的步伐，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瓦解的速度。“只要领导权与代表权等……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人的手中”，换句话说，只要坚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就可以继续保持自身思想的民主性，并将自己视为赋予自己权力的大众的公仆。
但是，阻止领导人民主意识瓦解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包括防止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的资产阶级化，还应包括促使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的无产阶级化。为了防止社会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重新资产阶级化，一些人认为，应该要求知识分子在生活水平上与无产阶级大众保持一致，只有知识分子充分融入无产阶级大家庭之后，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才会完全消失。
巴枯宁在谈到意大利学生团体时认为，脱离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应该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扮演如下角色：“在第四阶层的社会运动中，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绝不能将自己视为革命的领导者与预言家，不要做革命导师与指导者，更不要做革命的开创者。他们唯一的角色应是甘愿做无产阶级的拥护者，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宏伟蓝图从混乱状态变成清晰的图景。”即便是巴枯宁也认为，在诸如意大利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那些受到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脱离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参与，是后者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1871年，涅恰耶夫在其臭名昭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一书的第一节再次强调了这种原则：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将自己视为一个“奉献者”。“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没有个人事务，没有感情与个人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围绕着唯一的事物、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执着：那就是革命。”这种原则最终追求让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过去彻底割裂。比起虚幻的内心世界，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外部环境就更为重要，这最终成为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发展的理论基础。巴枯宁将其总结为“与人民打成一片”。这种犹如“苦行僧般的修行”长期主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终成为年轻革命者的一种风俗。他们通常来自贵族阶层，所以必须“到民众中去”，这意味着他们要完全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放弃他们原本的贵族习性。“到民众中去”是民粹主义理论（Narodnischestwo）的核心所在，也是俄国民粹派（Volkstümler）极端理想主义的最终体现。
俄国民粹派始终坚持自己的革命初衷，最终成为农民大众各个生活方面的指导者。民粹派的政治活动也许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够去实施（而且只有在那些集体感情最为浓厚的时刻）。这种政治活动建立在某种心理基础之上，即人为地创造政党内部所有社会阶层的同质性，这种心理基础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领导人最为危险的寡头倾向。生活方式的平等被赋予道德意义，它要求党内所有成员在生活方式中都要保持一致性。这种做法被视为防止或者阻止工人政党向寡头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方式。
显而易见，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它们仅触及意识形态领域，过于不切实际。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政党狂热主义的产物而已，它们并不能让无产阶级大众在思想与行动层面对领导人进行制约。
第三节　工团主义的预防功能
工团主义认为，有必要将无产阶级革命重心从政党转移到工会。原因在于，工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意识形态与目标上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因此，工团主义并不反对工人运动中的组织原则。恰恰相反，工团主义坚持组织原则是不可缺少的。工团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组织内部蕴含的危险绝不能通过废除组织来消除，正如为了治疗败血症或者血液循环系统疾病不能将人体中的血液抽走一样，否则那就是江湖庸医的医术，其后果是致命的。
对于社会与政治机构来说，这样的做法同样会导致组织的消亡。所以说，组织为了避免内部危险只能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来减少组织的固有缺陷，即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状态降低到最低水平。工团主义得到众多才智敏锐、受过良好教育且志向远大的人们的支持。他们声称，在工团主义中找到了民主体制专制倾向的解药。但我们必须提出疑问：在一个以代表制原则为基础的组织中，能否避免组织中的寡头化倾向？难道代表制原则与工团主义所坚持的反民主倾向之间不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吗？换句话说，工团主义本身不也受制于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吗？
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清晰而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包含的诸多危险。工团主义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怀疑态度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规则，直言这种规则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统治，它与工人阶级的诉求存在明显矛盾。
然而，工团主义的一些批判是错误的，特别是它将代表制的固有缺陷完全归结到议会民主制度，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可以说，工团主义者越想把工人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工会行动上，就越难以摆脱寡头统治的影响。即便在那些革命性较强的工会组织中，领导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去愚弄被领导者。事实上，相对于议会或者市议会中的社会主义代表，掌管罢工运动资金的司库、工会书记甚至某一秘密活动的领导者、设置路障的小头目等，他们更容易背叛赋予他们职权的人，这种背叛的后果也更为严重。
法国的工团主义者经常激进地认为，采取“直接行动”是工人阶级成为自治团体且不存在任何第三方代表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看来，任何代表制都“意味着背叛、偏离，最终堕落为资产阶级”。然而，工团主义者将他们理论的分析客体只限制在政党一个对象上，他们似乎认为工会运动中相同的原因不会导致相同的后果。他们这样做就好像一般性社会学规律并不能把其包括在内。事实上，工会组织在结构上与工人阶级政党拥有相同的原则基础：大众的利益由选举产生的个人间接代表。在提高工资斗争的关键时期，大众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只能寻找其他人来代表自己。如果工会组织没有代表，也没有其他任何形式代理人制度，这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工会根本不存在。
在工团主义者看来，罢工为表达政治倾向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罢工中，他们的组织才能与指挥才能能够得到真正体现，无论是政治罢工还是总罢工，情况都是如此。经济罢工之于工人阶级的职业领导人就如同战争之于职业军人，前者都为后者快速晋升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许多工人领导人能够获得高位，正是因为他们领导了一场大罢工，从而引起了下至大众、公共舆论，上至政府的关注。
约翰·伯恩斯（John E. Burns）在英国的政治地位显赫一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领导了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在罢工期间，伯恩斯表现出战略家的眼光，这为公众对他的认可奠定坚实基础。他还赢得了许多重要工人组织的信任，可以说罢工运动帮助他由一个普通的机械工人一跃成为内阁大臣。这只是众多例证中的一个，它让我们看到，罢工并非总是为了支持大众团结的行动，反而经常加剧大众之间的分裂，并促进了领导人精英团体的形成。
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工团主义组织更像是一个进行大范围斗争的战斗组织。工团主义组织竟比社会民主党更需要领导人，这令人十分诧异。在某些情况下，只对罢工与“直接行动”的观念进行理论宣传，就足以让大众领袖们获取权力与影响力，他们踩在大众的肩膀上采摘着“生命之树上的金苹果”。
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出生于南特（Nantes）的一个开小旅馆的普通家庭，他在巴黎加入法国社会党，通过积极倡导工人全面罢工和武装暴动，迅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在党内和工人阶级中获得极高的声望。通过这种方式，白里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坐上了法国总理的宝座。白里安进入政治快车道的起点就是1894年南特工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白里安极力公开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特征，他向工人们叙说自己十分穷困，以至于买不起一件家具。这些表现成功地将白里安倡导的工人总罢工思想写入法国工会组织的正式纲领。
工团主义者反对代议制民主制度与官僚科层制，转而提倡“建立在领导人优秀才能基础之上的革命自由军团更加具有战斗性”。他们声称，现代的工人领导人不应成为官僚，并进一步提出，如同过去伟大的革命领袖一样，今天那些著名的罢工领导人已经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即便这种观点存在一些历史依据，它最具有说服力的地方也只是从发生学角度解释领导体制的产生。一条完整的论证链条应该是：提供证据证明罢工领导人从罢工运动中脱颖而出，在这一阶段他们的重要性不会受到质疑；下一步更应该证明，罢工领导人在罢工运动结束后能够重新回归大众，再次籍籍无名。然而，大量的历史事件证明，罢工领导人总会利用罢工的机会来让自己青云直上，并不断获取权力。可以说，没有一种罢工类型能够杜绝煽动家们的蛊惑，同样也无法避免独立领导人阶层的形成。
工团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与威权制工会的“民主”主张，认为后者完全扭曲了工人运动的基本民主原则，它们只能从民主的土壤收获寡头统治的果实。与其他社会政治运动相比，工团主义运动更加依靠大众自治的能力与权利。工团主义者总是将自己的权力范围控制在整个运动的最高层，就像在法国那样，法国工团主义者反复强调，他们的权力只限于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他们的说法，位于巴黎的法国劳工总联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总部机构并非一个领导机关，而只是为了维持与扩大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机构。
在工团主义者眼中，劳工总联盟总部不仅与集权毫无关系，而且与专制也相去甚远，每一次运动的原动力都来自全体大众。在理论层面，工团主义者设想：在罢工中，联盟委员会（ComitéConfédéral）并不是直接对罢工进行领导指挥，而是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弥合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与两极分化，保证工人内部的团结性。
但在实践中，工团主义者又不断抱怨，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大众总是期望上层的指示，如果上层没有行动，大众只会消极等待。
工团主义组织如同所有强调民主意识形态的团体一样，领导人只能采取秘密统治的形式。在法国，为了避免工会领导人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们被禁止参选国会议员，工会领导人必须与大众保持经常性的接触，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监督。但出于领导职能的需要，工会领导人为了工会利益需与国家机关取得联系，在议会上公开接触至少能够让大众部分了解领导人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内容，而工会传统反对议会制的立场意味着这种联系只能从公开的议会渠道转向院外的私下秘密接触。
工团主义在强调大众理论的同时，还具有相反的另一面。总体而言，工会组织成员在整个工人队伍中只是少数派：在意大利为11%；英国为23%；瑞典为43.21%（这在所有国家中是比例最高的）。并且，实际参加工会组织生活的人数是整个工会组织成员的一小部分。面对这一事实，工团主义者的态度极为矛盾，他们一方面感到十分遗憾，另一方面也为此感到欣喜。他们欣喜的是，这样就可以使得运动完全摆脱政治冷漠者与幼稚者的羁绊。这种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传统布朗基主义（Blanquist）的主张。布朗基主义认为，大众队伍庞大，在才智上参差不齐，这意味着他们的每次行动最终走向失败，只有那些进步的少数派才真正准备充分且富有战斗力。
实际上，工团主义者一贯的思想逻辑就是把现代无产阶级大众运动理解为进步的少数无产阶级群体运动。
在现实中，鉴于我们所在时代基本的民主化倾向，大部分人难以接受这种对工团主义的本质认识。因为这种观点会将工团主义推向民主的反向极端，即工团主义在事实上直接放弃民主基础，公开宣称自己是寡头体制。
甚至一些工团主义理论家已经十分坦率地承认，工人运动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精英群体的行动基础之上的。
工团主义运动的寡头特征还表现在下列事实：它要求民众的绝对服从，这种要求总是出于和民主相去甚远的原因。“大众漠不关心，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只能默许已经形成的决定。”如同德国与英国的改良主义工会一样，法国的工团主义工会同样坚持认为，工会成员有权指挥非工会工人群体。
应当承认，法国工人运动最高领导层并不像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那样，后者在等级化的组织中拥有巨大的领导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国的民族特征、组织的松散性等。但是，现实往往与理论存在巨大差异。即便在法国，工会领导人也能对成员施加巨大影响力，其中主要途径是通过报纸媒体（这些报纸并不是由大众负责编辑）。法国工会组织拥有一整套由各级领导人构成的等级体系。法国劳工总联盟注册工会成员约有35万人，而订阅劳工总联盟中央机关刊物《人民之声》（Voix du      Peuple）的人数只有7000人。订阅报纸的人都是那些“最富斗争精神的人、定期加入工会组织的商店店员以及贸易理事会成员……通过他们，总联盟的主张得以向外传播”。
一些具有强烈唯美主义（Ästhetizismus）色彩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尤其是爱德华·伯斯，Edouard Berth）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工团主义理论中的雅各宾色彩已经极为浓厚。
在法国，工团主义越得到发展，其内部体现出的代议制弊端就越多。法国工团主义组织领导层对来自内部批评的反应十分迅速，在这一点上只有英国工会领袖能够与之媲美。工团主义为了压制领导层的威权主义倾向而产生，但最终也无法避免寡头统治的趋势。工团主义组织领导人与其他组织领导人一样，将攥紧在手中的权力变成最高准则；为了他们的利益，工团主义领导人放弃过去的实践策略，他们不能在法庭审判中使用充满英雄主义的话语来反抗政府。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这些场合中变得极为谨慎，而且如同外交家一般圆滑世故。
第四节　无政府主义的预防功能
最早指出政党组织必然走向等级制与寡头统治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比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更能认清组织的弊端。他们斥责权威是束缚与奴役大众的起点，是世界万恶之源。对他们而言，任何强制都是“监狱和警察的代名词”。无政府主义者深知领导人的个人主义极容易遏制并破坏被领导者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无政府主义者选择拒绝组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尽管这种主张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缺陷。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纪律去约束他们。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与义务，例如选举、财政捐款、内部集合等。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所使用的是政党早已放弃了的统治方式，即依靠火焰般的思想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以及坚定的信念等进行统治，这种方式过去被革命传播者与演讲家广泛使用。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试图通过纯粹的思想控制来代替组织管理，以此克服技术的不可或缺。
在组织建设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组建政党，但在经济领域，他们宣称仍然会坚持组织原则。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公开表态需要对大众进行技术性引导，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只要将领导人的作用严格限制在纯粹的管理工作上，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所有的组织争端。
在无政府主义者眼中，领导人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仿佛不足以确立他们对大众的统治。即便巴枯宁本人也没有完全排除组织原则与纪律原则，但他主张需要自愿遵守这些原则而不是强制遵守。
巴枯宁对无政府政治体制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斗争联合体，每一个街道和居民区都选举产生1名至2名代表，所有代表组成革命公社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从成员中再选出特别执行委员会，负责整个公社的行政事务。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公社的首都城市要向其他地方作出声明，自身无意对它们进行统治，而是要求它们同样建立革命性组织，并派遣代表前往共同商议的地点参加会议。巴枯宁政治体制设想的最终愿景就是通过联合各个革命社团、工会、自治省份，进而聚集起足够的革命力量来消除任何反革命势力
马克思曾不无正确地指出，执行委员会必须被赋予相应权力，并得到大众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联盟代表大会只有在组织公共权力时才具备存在的意义，代表大会也可以向公社委员会一样，将行政执行权移交给一个或者数个委员会，而革命斗争的需求会让这些委员会在整个运动中更加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巴枯宁设想的无政府政治体制事实上具有绝对专制的特征。
与工团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主张进行“直接行动”，并将“直接行动”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与谈判、互相妥协以及代议制度方式完全相反，‘直接行动’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通过工人间的直接自助方式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然而，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不可被剥夺理念的自由运动，一旦无政府主义离开了纯粹的思想领域，为了政治实践中的某种政治目的而组成团体，它就会像社会民主党一样自动受到权威原则的制约。
多梅拉·纽文胡斯（F. Domela Nieuwenhuis）是拥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斗士，他曾敏锐地意识到任何政治实践及与现实政治的接触都会给无政府主义带来种种危险。1907年，新的无政府主义国际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大会，纽文胡斯提醒要警惕来自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者恩里科·马拉泰斯塔的相关论调。恩里科·马拉泰斯塔在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之后认为，没有什么要比毫无组织的工人大众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为了反对富人强大的组织，有必要组建更为强大的贫穷者组织与之对抗。纽文胡斯对此回应道：“亲爱的朋友，如果这就是你的想法，那你就去找社会民主党吧！在那里，他们和你有着共同的认识。”并且，纽文胡斯发现，第一次无政府主义国际大会中的许多代表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威权特征，这些特征与专制政党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如出一辙。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曾建议建立临时协会制度取代政党制度，以避免后者总是出现不民主形式的困境。他强调，这种临时协会制度要以实现特定目标而组建，实现该目标后要立即解散临时协会。但是，即便能够通过简单的命令禁止政党组织的出现，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建议的临时协会制度也难以促进任何政治上的重大进步。
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向人们展示了政治最理想主义与最抽象的未来图景，它向世界承诺要建立一个避免权力集中的新政治秩序，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为这种设想提供充足的逻辑建构。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个关键问题：民主政党的寡头化病症是否无法根除？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回答。另一个关键问题：民主政党践行民主政治、革命政党施行革命政策是否真的不可能？难道不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就连社会主义政策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吗？
社会中过去占据政治优势地位的阶级，特别是“国家”本身，被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价值进行重估：即便民众受到煽动，民众的认识也会提高，立法与行政机关不仅要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也要对来自下方的压力进行回应。从实践角度讲，这可能会带来极大的不便，正如我们近期在议会制国家所看到的那样；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情况意味着宪法向着社会公平公正原则迈出坚实的一步。然而，当统治阶级成功将极左的反对派拉入政府内部进行政治合作时，上述发展便会戛然而止。政治组织产生权力，但权力总是具有保守性。总之，一个坚定的反对党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是缓慢且断续的，在这一过程中反对党自身也会受到寡头统治特性的制约。
认清这一点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探讨：组织的寡头特性是否导致了组织生活中的寡头表现以及具有寡头色彩的政策？
不过，这些保守的组织的对外政策可能呈现出一种活跃与激进的状态；少数政党领导人进行非民主的权力集中只是将集权作为一种手段，只是为了能够在特定时期更快地击败政治对手；寡头们的临时功能只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教育大众，组织机构也只是服务于一种范围更广、更加缓和的布朗基主义而已。
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组织为了伟大原则采取斗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根据我们的观察，在当今民主政党中，人们越来越少地采取按照一定原则以及纯粹理论层面辩论的方式解决巨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很快蜕变为个人之间的争吵，最终以某种方式暂时达成一种表面上的和解。“掩盖政策”成为官僚化组织与宣传鼓动活动的必然结果，组织成员都认为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加入是组织最重要的目标，组织内部任何观念上的分歧都会被视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阻碍，所以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分歧。
那些政治“随大流者”（在德国被称为Mitläufer，也叫Mitempindende或者Geistesverwandte）要完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或者民主思想还需要很长时间，为了吸引这些人，社会民主政党果断放弃了过去遵守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至于政党人数的增加是否改变了政党性质或降低了党员质量，社会民主政党对此并不重视。
在一连串相互联系的现象中，最能体现政党（甚至是那些冠以革命派称号的政党）保守性的现象莫过于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消除国家的中央集权特性，路径是通过建立强大而牢固的工人阶级组织推翻国家，自己当家作主。因此，工人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其引以为傲的组织大厦建立在与国家相同的基础之上：权威与纪律。所以，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政府的政党组织，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小规模政府，并希望有一天完全接管现有政府。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组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以适当和系统的方式消灭目前存在的国家组织形式。革命性政党建立起社会革命的框架，它所有的日常活动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扩大其公务员队伍规模，积累资金和力量。从理论上讲，政党中每一个新地区领导人、新书记都是新的革命推动者；每一个新支部都是新的革命队伍；每增加一千法郎——这些资金可能来自报纸等媒体的收入，也可能来自成员的捐赠——都会增强政党与对手对抗的实力。革命性政党产生于威权国家之中，政党领导人采取了与国家一样的组织方式，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政党自然有着与国家类似的钢铁般的纪律。政党的领导者一定会发现，从长远来看，政党最终会与国家殊途同归，无论它在组织发展中创造出多少奇迹，也只不过是对国家的一种低效的小型复制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出意外，任何政党与国家进行力量角逐的尝试，最终都会以惨败收场。这种结果与政党创始人建立政党组织的初衷截然相反。如今，政党的革命性并没有随着其组织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力量的提升而得到提高。事实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观察，随着政党的发展，政党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于谨慎与保守。
建党之初，政党会经常宣传自己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对目标的追求上，必要时也体现在达成目标的手段中，尽管原则上政党并不是十分热衷革命性手段。然而，当政党趋于保守，或者如人们说的那样——它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时候，政党就会对最开始的政治宣言进行修改，使得革命性只有“文字中的最佳含义”。也就是说，政党的革命性不再体现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而仅仅停留在苍白的理论与书本中
显然，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的无数事例证明了我们的观点：随着政党组织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政党越来越停滞不前。也就是说，它们失去了革命的动力，不仅在行动上更在思想上变得迟缓与懒惰。政党越来越紧密维护着自己所谓的“古老而光荣的战术策略”——正是这种策略让政党规模不断壮大，同时，这种策略也使得政党对任何激进政治活动有着难以克服的恐惧感。
这样，组织就从达成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那些最初只是为了保证组织机构运转的制度与规定，如成员之间的团结、等级关系、行动符合标准等，成为比组织运转效率更为重要的东西。避免任何可能干扰组织正常运转、对组织存在威胁的因素，成为政党组织的最高准则。即便政党面对攻击，它们也宁愿放弃自身立场和权利，而不是使用可能“损害”到政党的防御手段回应敌人的进攻。随着政党对于稳定的需求逐渐增大，政党的革命锋芒日渐流失，最终完全成为一个政治上保守的政党。尽管它依然使用着革命性的术语——这些术语的影响要比当初使用它的原因更长久——但在实践中，它逐渐转变为国家宪法体系规定的反对党。
所有的一切都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如果马克思依然在世，他也一定会斥责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并激烈反对这一切。然而，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300万以马克思的名义行动的工人进行神圣庄严的宣誓，面对这种场景，尽管他们的行为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也会保持沉默。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已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他不仅对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民党犯下的严重错误只字不提，至少在公众场合中也对这些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社会民主党与国家的关系愈发密切，导致它的政治目标也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党不再谋求摧毁现有国家，而是试图通过与国家的合作，逐步将政党要素渗透入国家组织中，进而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党与统治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也不再是根本性的，而被视为是一种竞争性斗争。也就是说，革命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成为获取国家权力的竞争对手。所以，现在只要能够有助于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壮大斗争队伍，它都会敞开大门欢迎。同时，社会民主党仇视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不同“世界观”的敌人，而是那些为了相同的权力目标进行竞争的可怕对手。由于社会民主党与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这样做不仅让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政治上的纯洁性，而且会危及政党本身的存在——“政党”一词就意味着政党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存在迈向共同目标的共同意愿——丢失了这种共同意愿，政党就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
第二节　民主与寡头政治铁律
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永恒的斗争只是历史教科书的杜撰，现实只不过是维护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与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生少数派之间的斗争，后者试图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或者试图推翻旧有的统治取而代之。进而，这一类学者认为，所有阶级斗争就是少数派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进行的斗争，其结果无非就是一个少数派接管了原来的少数派对大众的统治。
社会民主党人最为自豪的就是他们遵守纪律的能力，尽管遵守纪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但也意味着多数人要服从少数人的命令，或者服从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发布的命令。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甚至建议将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培养精英的手段。他认为社会主义领导人在面对压迫与迫害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他们体内蕴含强大能量的表现，这也是一个新的“政治阶层”形成的首要条件。也许就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théorie de la circulation desélites）中提到的那样，保持统治原则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倾向。然而，实际上一定首先是旧的统治阶层不断衰弱，在思想和体制两个方面都走向消亡，然后权力才能让位给新的政治阶层。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精英集团直接代替另一个精英集团的情况，新旧两个统治阶层之间会出现融合、吸收、同化等多种互动方式。
领导阶层必要性理论出现的时间要比人们通常的认知更为久远。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是该理论最杰出代表。在该理论上，与莫斯卡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学者是洛桑大学经济学教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当然还有依波利特·阿道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和路德维格·贡普洛维奇（Ludwig Gumplówicz），这两人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这里还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莫斯卡-帕累托理论最初来自他们反对的理论流派，即那些无政府主义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者，后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法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找到精英理论的痕迹，只不过莫斯卡与帕累托在后来进一步将其详细阐发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领导下的意大利共和党的最低纲领中也涉及革命专政理念，这一理念导致了“青年意大利”组织（Giovane      ltalia）与“炭烧党”（Giovane ltalia）的分裂。佛罗伦萨人菲利波·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oti）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也是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朋友兼传记作家。他曾近距离观察大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继续维持不平等，并试图建立新的贵族统治。为此，他极力反对任何将权力集中的计划，在他众多反对理由中，最为重要的理由是个人独裁仅仅是通向君主统治道路的一个阶梯
按照这一逻辑，政府或者国家（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谓的话）只能是少数群体的组织，其主要目的就是将来源于对“黑劳士”（Heloten）大众统治与剥削关系的“法律秩序”（Rechtordnung）强加到社会其他部分，他们根本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大众会发现他们也许根本不可能或者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统治。如果大众的不满不断积累直至想要夺取统治阶级权力之时，大众中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组织起来的少数派来接替过去统治阶级的统治职责。大众永远处于未成年状态（被监护的状态），历史的不幸早已为他们所注定，即他们会一直被迫忍受少数人的统治，最后充当寡头统治的基座。
政党既不是社会性统一组织，也不是经济性统一组织，它的基础是政治纲领。从理论上讲，政党纲领表达的是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诉求。但实际上，政党不会拒绝任何人的加入，无论后者的私人利益与政党纲领相同还是相悖。
实际上，劳动与资本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根本无法通过接受政治纲领来进行平衡。从意识形态上讲，参加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社会上层阶级成员与无产阶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其中会有一小部分人牺牲自己，甘愿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其他大部分人依然会继续获取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经济利益。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利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益各方与基本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
按照这种说法，一个政党内部资产阶级成员与无产阶级成员之间很有可能形成经济对立，并逐渐恶化为政治对抗。经济对抗压倒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成为党内日常主要活动，然后政治纲领变成了一纸空文，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真正的阶级斗争。
只有一种途径能够避免上述危险。那就是，无论是资产阶级出身还是无产阶级中产生的领导人都以公务员的身份隶属政党组织，只有这样，领导人的经济利益才会与政党的利益相吻合。但另一个问题更为普遍，即随着政党发展，普通党员与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对立。这个问题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后果也更为严重。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也是一台政治机器，它不必与全体党员甚至所属阶级取得完全认同。政党只是达成特定政治目标的手段，如果它变成了目的本身，拥有自己的独立目标与利益时，从目的论角度来看，政党组织就脱离了自身代表的阶级。
总之，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社会法则：由于分工需要，任何一个整体组织都会产生分支机构，只要分支机构稳定下来，它就产生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只要这种特殊利益存在，就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摩擦与冲突。更有甚者，分支机构通过执行社会功能，将自己所在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建立代表它的特殊利益的机构，最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第三节　最后的思考
我们认识到，寡头政治的历史必然性规律首先基于一系列的经验事实。与其他科学规律一样，这个规律也是来源于经验主义。为了剥离这一规律中的描述性特征，并赋予其具有公式般的分析解释力，我们不仅有必要对来自同一视角发现的现象进行类型学划分，还要进一步调查这些现象的根源。这就是我们的研究任务。在此之前，我们再次简要总结民主政党出现寡头化的根源：除了领导人倾向于组织并形成利益集团、大众普遍存在的消极性以及对领导人的感激之情之外，民主政党寡头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领导人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
最开始，领导人是自发产生，仅仅是属于兼职职位，并且没有任何薪资，之后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专业领导人群体的出现是建立稳定且不可动摇的领导集团的先声。
通过对个人生活历程中的心理生活的变化来探究上述原因，还会部分涉及人们称为组织本身心理（Psychologie der Organisation selbst）的内容，即策略与技术的必要性，这是每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加强自身的必然要求。
我们对于政治和世界观领域的问题没有任何兴趣，我们探讨的问题绝不是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体制，而是建立什么程度以及什么标准的民主、目前的可行性以及可能的未来等问题。只有这样思考，我们才能将政治的基本问题看作是一门科学。
社会民主政党与工会组织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存在形式。因此，它极力抵制对它内在本质的任何分析研究，对它来说这就像是一种活体解剖。社会民主政党反对任何与自己先验性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科学成果，不过它在这一方面的自我防卫能力非常弱。政党内部具有科学精神以及坦诚品格的人无法否认任何民主体制中存在的寡头化倾向，他们会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大众在精神上出现的返祖现象（atavistischer）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运动不成熟的体现，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还将这种寡头化倾向的原因推给了大众，他们提出，大众受到了数百年的奴役，以至于现在仍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无法进行自我领导。进而，这些党内人士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将会迅速对大众进行完善，赋予他们自我统治所需要的任何技能。他们还认为，大众对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控制就足以实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利益的完全重合。这种观点违背了基本科学规律。另一种违背科学规律的观点是茹尔·盖得（Jules Guesde）所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基督教把上帝变成了人，社会主义将会把人变成上帝。
大众不成熟并不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消除的暂时现象，恰恰相反，这种不成熟是大众的一种本质特征。即便大众被组织起来，面对组织内部分工、专业化以及领导他人等复杂任务，他们依然无能为力。
轻率肤浅的民主幻想，这些幻想不仅不符合科学而且会欺骗大众。我们至少要承认，任何充满真正民主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能在削弱寡头化倾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在社会民主政党为了生存发展而产生斗争需求时，寡头化倾向才出现，而且由于政党组织内部成分的异质性与不对等性，政党很容易在寡头化倾向的激发下走到暴政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