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性爱：狂喜与症状

    尽管如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对敏感问题开诚布公的父母也不是稀有动物。1888年5月，17岁的普鲁斯特写信向祖父索要十三法郎。他解释说：“我迫切需要去找一个妓女，以终止手淫的恶习，为此爸爸给了我十法郎。但因为太兴奋，我打破了一个夜壶：价值三法郎。更糟的是，因为慌张，我竟然没成。”〔60）不论这封信是否能忠实反映少年普鲁斯特的真实情感，但它仍然见证了父子间一种让人动容的坦诚。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孙子完全依赖的祖父，还看到一位除
手淫外对儿子别无挑剔的父亲，而他对儿子手淫习惯开的是一剂猛药：以“健康”的性逐走“不健康”的性。
普鲁斯特的尴尬故事让人回忆起施尼茨勒与父亲的对抗。两个少年几乎同一年纪（一个17岁，一个16岁）；两人的父亲都是名医；两桩事件都让父子直接面对一些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一这种开诚布公，是被那些“仇布者”认定不可能存在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没错，两位父亲的态度和开的药方形成了强烈反差：身为法国人，普鲁斯特的父亲友好且善解人意，建议儿子多上妓院；身为奥地利人，施尼茨勒的父亲的态度则是勃然大怒、忧心忡忡，并用带点施虐意味的方法①警告儿子远离妓院。这种区别，也许是出于性格的不同，也许是出于国民性的不同，又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样，反布尔乔亚神话中那种高高在上、不可沟通的父母形象，都是绝对应该被一个更切合事实的模型所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