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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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我们便会发现，北方宗族并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我这里使用的宗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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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一典型结构。在华北的大多数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是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划分的基础的。同时，不管封建国家对此是否承认，宗族石刻使村庄与中华文明更上一级的规范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基础。20世纪时国家政权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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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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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来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但是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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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采取哪种方式，从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保甲首脑全为宗族首领所充任。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甲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对村庄的控制。可以说，血缘团体和行政区划是同一乡村社会实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作为文化网络中重要因素的宗族是如何担当起组织下层政体的重任的。尽管官府有时对宗族势力的膨胀持怀疑态度，但它更为赞赏宗族在农村中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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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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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利▪埃亨（Emily Ahern）根据中国宗族组织内部的不同关系，将宗族组织分成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门较细，门户观念较强，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结。第二种类型为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促使同族更为团结，一致对外。第三种类型亦是多宗族村庄，但其中某一宗族势力较其他各族为强，这可能导致大宗组控制小宗族，或者是众小宗族联合起来与大宗族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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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县干树的调查，大多数华北村庄起初都是单姓村落，故我们的探索亦从单姓统治型村落开始。村中现有大姓（或单姓）不一定是该村的第一批开拓者，他们可能是劫后余生者。在其他宗族壮大并作为独立力量活跃起来之前，我们可将其归为第一发展阶段，亦即单姓宗族占统治地位时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少村庄同时带有埃亨所谓第一、第三种宗族类型的特征——它们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侯家营即是一个典型：侯姓人数众多，而且分为数门，但同时村中又有其他几个宗族。
       在宗族发展的第二阶段，宗族之间关系与埃亨所述第三种类型十分接近：一个大族与联合起来的小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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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想的村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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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和宗族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均发挥作用，使所有村庄与上层社会组织发生关系。即使在典型的宗族型和宗教型村庄——寺北柴和沙井村——均可以从对方村庄中发现宗教和宗族组织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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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值得补充的是，宗族和宗教组织都不能完全解释村庄的领导结构和权力分配，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化网络中合法权威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出来——阶级北京、威信、才能是选举领袖的重要标准。在这类村庄中，由于宗族并未设立政治区划的标准，所以，它也未能推出经过充分选举的村级领导。结果，他们就要转向村庄的社区功能来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之前，村领袖们的主要社会职责是组织宗教活动。
       在宗教型村庄中，宗族推举代表，从而决定了村公会的构成，但是，村公会的活动也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宗族成员并不一定亲自决定谁代表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村公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可见，富有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表明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互相混合，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