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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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