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 P331

心怀这样的新时代与国族国家蓝图，黎光明与王元辉在田野考察中经常有些模式化的行径。他们到处对本地人出示及炫耀他们的《话厘子”（留声机）、手电筒、糖精、电池，并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中华民国”等词来探询本地人对它们的认知。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他们详细描述本地人如何对“话匣子”、手电筒等啧啧称奇，如何恐惧被摄去魂魄而不愿被摄影，以及对《三民主义”“孙中山”“中华民国”的无知。有一次，根据他们的报告记载，一个土官的家人问他们那些东西（留声机、糖精、电简）是不是洋人做的。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明知道那些都不是当时中国能做的，他们却回答说，这些都是成都有的一“我们只好这样答应；惭愧”。
这谎言，显示他们对“科学进步”中国之期盼。他们向“边民”炫耀其科技物品的行径，显示其以 “科学进步”来强调国族核心 与边缘区分之用心。
出于同样缘故，相对于自身的科学进步，他们在报告中常描述本地人对新事物的无知与迷信。他们提及“西番”转经、叩长头与各种判断吉凶之习俗。喇嘛、活佛向他们所示的神物，如可治病的“独角大蛇之角”及“孔雀
脑髓内的石头”等，都是他们在报告中嘲弄的对象。他们更描述、嘲笑喇嘛们对当时国家政治时局的无知。以下是《报告》中的两则记载：
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蒜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
“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凝戈也不懂汉话，他用西番话
问我们：“宣统皇上这一会儿还好吗？〞这般态度，仿佛不是他和宣统皇上有旧，便是他知道我们一定和宣统皇上相熟。他从不曾知道有大总统袁世凯，当然更不知道有主席特介石。同他谈到南京，他问，“那是洋人地方不是？”
这显示他们两人在田野考察中仍不脱其“政治兴味”（傅斯年警告黎的话）。他们访问的地方多为寺庙，访问的对象多为喇嘛与一般僧人，报告中嘲弄的对象也是这些人。在国族主义的科学、革命等概念与新知下，喇嘛、僧人这些本士知识体系的代言者成为国族知识的边缘人。在国族主义概念中，个人对国家、民族的 《常识”乃构成一个个同质性“国民〞的基础。因此在国族主义者心目中，凡国族同胞都应有此普遍国族知识。黎、王讶异于并嘲弄“西番”喇嘛、僧人们对国家现况的无知，等于是强调《边民教育》应在此加强、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