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的总和 读书笔记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涌现了一系列针对这一经济结构的重要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所著《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书中刻画了一个扼杀个人主义和创造力的集体主义美国公司形象。与所在组织紧密相连的工人们的创意和雄心受到压制，而米尔斯则认为，这种忠诚得到了奖励，并且为持续的流动性扫清了道路。经典影片《一袭灰衣万缕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1956）和新近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都是对这种关系如何走向终结的主流描述。”
创意阶层
“这一新群体是因一系列共同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规范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收入水平。这一新精英文化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对知识的渴求和珍视，而非其收入水平。他们利用知识来获得更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这个获得知识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就揭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一新群体也因此通过最重要的共同文化资本获得了身份认同——他们说相同的语言，拥有相似的知识体系，分享相同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意识。阅读文化评论，掌握最新新闻动态（最好是通过《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和食用有机食品是其连接彼此的多种方式之一，无关彼此的经济条件。这些努力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善意的目标：针对吃什么，如何对待环境，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更有效率的员工和更明智的消费者，可以利用知识和文化资本做出明智决定。”
“简单而言，我们可以称这群优势凸显的新文化精英为志向阶级。虽然他们的象征性地位有时候要通过物质商品来展现，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通过文化象征来凸显其阶级地位，文化象征体现了他们的知识与价值体系，这包括晚餐时围绕某些话题展开的对话，表达政治观点的汽车保险杠贴纸，支持绿色和平组织和逛农夫市集等。这些行为和象征暗示了志向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塑造他们的知识体系。今天的志向阶级看重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以及促成其思想形成和决策的知识，后者包括从事业选择到在食品杂货店选购何种切片面包所需的各种知识。在做出这些大小不一的决定时，他们都努力让自己相信其决策明智又合理，相信自己根据事实做出了正确且正当的决定（无论是关于有机食品、母乳喂养的好处，还是电动汽车的优点）。这一新兴精英阶层不再以经济水平定义自己。更确切地说，由某些具体价值观和所学知识支撑的一种集体意识，以及获得这些所必需的社会和文化过程，促成了志向阶级的形成。”
“今天的志向阶级则缺乏这种自我意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没有布波族那样的经济条件。志向阶级受自信价值观驱动，通过广泛收集信息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形成对事物的观点和价值观，其中一些涉及金钱，但多数有赖于文化资本。他们刻意远离传统物质，并非因为对财富感到不安（布波族心理），而是因为物质不再是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或是展示文化资本或知识的好渠道。富有的寡头和中产阶级都能得到所谓的“东西”，但对志向阶级而言，对知识的渴求以及运用这种信息形成社会和环境意识价值观，才能将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从农夫市集花2美元买来的传统品种番茄，对于志向阶级消费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一辆白色路虎（Land Rover）揽胜则起不到这种作用。志向阶级的消费是其人生哲学和价值观的体现。当然，在这一新精英文化阶级内，也存在着经济梯队。富有
bobos
简而言之，不像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或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文中的“布波族”（波希米亚式资产阶级），“大卫·布鲁克斯在《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记录了布波族的认知失调，这群人在反主流文化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长大，对成年后获得的财富深感不安。布波族也是一群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精英阶层，或如布鲁克斯所说的“新上层阶级”。许多布波族在尝试使其早期嬉皮士式非物质中心的生活与新生财富相融合时，产生的不安感催生了仍然十分昂贵的消费习惯，但最终却又驱使他们尝试远离金钱。在超越物质主义的过程中，富有的布波族购买零下牌（Subzero）冰箱，用石材和禅宗美学重新装修浴室（但他们仍然需要大量金钱来这么做）。“花2.5万美元装修浴室合情合理，但“花1.5万美元买一套音响系统和一台宽屏电视就略显粗俗。花1万美元买一个户外按摩浴缸无疑是贪图享受的，但如果你没有花两倍的钱打造一个用石材装饰的超大淋浴隔间，这意味着你尚未学会欣赏简单生活节奏……如果你的家具是刻意做旧的，你的良知大可不必如此。”
“在此借用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霍尔特（Douglas Holt）的一个例子，听歌剧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文化资本，而是把何时将这一活动列入计划表，去哪里购票，对音乐的欣赏，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引用歌剧信息的能力，拥有能分享这一经历的朋友——以及最终能理解去听歌剧是对时间的一种有价值的利用这些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文化资本。”
“在其针对美国阶级的研究中，霍尔特把这种类型的文化资本描述为具有“本真性和鉴赏力”，这正是上层阶级所褒奖的特质（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下层阶级则看重商品是否昂贵。”
“在一项针对当代中上阶层音乐品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和罗伯特·克恩（Robert Kern）发现，这一群体并不特别偏好歌剧和古典音乐，而是对嘻哈、流行和民谣都感兴趣，但也都有着预期之中的高雅品位倾向。许多中上阶层都是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位置（前者的包容性往往更大）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彼得森和克恩推测，这些新精英或许比老精英更具开放性。更可笑的是，有人可能会将新精英的这种多样化“中庸”消费选择，视为一种维系其纯粹社会地位的象征界限。换言之，他们知道拥有多样化和特殊的消费选择，代表着一种紧随教育和知识而来的文化复杂性，而正是这些教育和知识驱使其获得现在的社会地位。”
“精英们利用文化资源来识别彼此，在展示适当属性的基础上分配机会。”[12]指甲油不如游艇和手袋昂贵，但更巧妙，而选择涂哪种颜色的指甲油更涉及适当的审美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同类人欣赏品位的了解。什么时候需要写感谢信，怎么拿叉子，应该带多少书去上课（比如说一本不带）——都是一些看上去不怎么费钱的习得行为，但却是因为身在特定社会经济群体中而获得相关经验的表现。“表面上看来自然、简单的品质，”可汗评论道，“实际上是在精英机构反复学习的结果。”
“同样，当你说去了“剑桥的一所小学校”读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指哈佛大学时，你就是在故意贬低那些实际上珍贵且稀有的东西，就好像是选择在餐馆还是厨房用餐一样。要求客人脱了鞋才能进屋，体现了主人对房子（新房）的过分珍视，而志向阶级就不敢暗示自己的房子值得如此重视（即使他们确实重视）。
  想看清身份地位和与金钱关系不甚紧密的非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关系，经济水平较低的志向阶级的行为或许能提供最佳视角：时尚达人们——那些在电影业、编剧界或出版业工作的20来岁的年轻城市人——挣的钱才勉强够付房租，更不用说去参加有英国女王或花旗银行总裁出席的宴会。然而对于这种略带幽默的讽刺性亚文化群体而言，了解最新酷炫潮流或消息灵通就是其所拥有的全部，因此，他们也同样在进行非炫耀性消费，“只不过是通过阅读和参考不知名的博客和推特（Twitter）简讯，拎着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的帆布包和骑死飞自行车（fixed-gear）来体现其社会地位。他们喝大麻奶而非牛奶，开改装过的烧植物油的旧奔驰而不是二手本田雅阁，从快餐车上购买快餐而非麦当劳，即使这些商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价格差异。（顺便一提，麦当劳现在也开始卖羽衣甘蓝沙拉了，这当然是对健康专家和志向阶级共同提倡的健康饮食新主张的一种回应。）使用植物油的汽车（从身旁开过时能闻到一股炸薯条的味道）和杏仁酱（事实上吃起来跟花生酱一个味）是志向阶级文化资本的体现。这些行为和商品并没有让人花费更多，但却体现了一个人对当地亚文化、廉价小酒吧和哪里有特别的快餐车等信息了如指掌，能轻松玩转这种局内人的信息游戏。”
“21世纪，大家对精英阶层和文化资本的历史性描述出现了反转。在凡勃伦时代就受到褒奖的感谢信和良好的礼仪现在仍然备受推崇，但不必要的感谢和过于矫揉造作的礼节则被认为是用力过猛。[18]今天的一些志向阶级成员在竭力淡化商品品牌、避免刻意卖弄的同时，又积极提升文化资本及其象征信号——不花钱又难以模仿的行为和难以获取的信息。时尚达人们或许不是劳动力市场精英（尽管很多确实是），但他们通过获取小众信息来塑造精英形象。他们知道应该读谁的作品，应该在推特和Instagram上关注谁，了解各种暗语和意义不明的（近乎恋物癖式的）消费品，包括杏仁拿铁、青果汁和12美元的卡西欧计算器手表等。”
“如果一个人不是在精英教育环境中长大，他仍然是个局外人。这足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真正的上层阶级哪怕穷得像乞丐，社会地位却很尊贵，而托尼·索普拉诺*（Tony Soprano）虽然坐拥新泽西郊外大宅，却绝不会受邀参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或加入纽约公共图书馆董事会。在多米尼克·邓恩（Dominick Dunne）的畅销小说《太多钱》（Too Much Money）里有一处令人心碎的描写，身陷囹圄的亿万富翁伊莱亚斯·兰萨尔对已失和的野心勃勃的上层阶级妻子说：“你还是不了解那些人，鲁比。你还是想成为其中一员……我知道那个巴黎男爵的事，他回到了同性恋妻子身边，而不是跟你结婚……她家世显赫，拥有贵族头衔……和所有这些东西，而你没有。”
“道德是一个超越传统经济甚至文化界限的阶级问题。一个人知道《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或《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重要性不足以称为富有，还要看其对婚姻（是否有情妇）和成功（权力或名望）的价值观，以及通常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这些才是彰显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而且这些问题已成为各阶级都不能逾越的红线。”
“正如已故社会批评家A.A.吉尔（A. A. Gill）总结的那样：“后来，金钱不起作用了。”
“如果彼此没有共同经验，裸色系指甲油和有机草莓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志向阶级分享的很多经验都来自花钱买来的信息，但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就好像圣保罗中学的一些孩子知道不带书本上课，让自己看起来学得毫不费力。正如可汗所言：“这些特征如此显而易见，意味着如果有人还不知道如何模仿实践（它们）……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天生条件有所欠缺。”
“有关奢侈度假的最新研究数据表明，富人在体验型消费方面的支出超过以往水平，而且与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在线旅行中介平台Virtuoso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与“普通旅行者”（每年的旅行支出“只有”1万美元）相比，每年在旅行方面至少支出10万美元的旅行者的旅行支出已经增加了2—3倍。国家地理探险（National Geographic Expeditions）是一家针对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和南极洲等远程目的地设计旅行项目的公司，该公司最近推出了一项为期24天（包括在前述目的地停留）、价值7.7万美元的旅行项目，并且销售一空。[30]这些“定制体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昂贵和充满乐趣。这种类型的旅行会产生次级效应，除了能促进生成文化资本和象征性分界线，还能让旅行者在各种晚宴上充分展示全面发展、知识渊博和风趣幽默的个人形象，而这些都是非金钱主导的身份地位象征。”
“马克·格雷夫就曾在其散文集《反对一切》（Against Everything: Essays）中写道：“当你吃到那些在超市买的味道糟糕的番茄，那就是‘糟糕’；而当你咬到那些碰巧无味且多汁的传统品种番茄，你就改口说吃起来很真实”
“但是，约翰斯顿则认为这其实十分天真和自私，尤其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她指出，赋予全食超市（和农夫市集）食物成本溢价的环保意识和社会意识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有关身份地位的个人欲望，而非促成解决更大社会问题所必需的集体行动。约翰斯顿认为，全食超市为消费者提供了众多消费选择，并且用爵士乐、卡布奇诺和按摩创造了轻松的购物环境（完全不同于当和平队志愿者的体验），这一切让置身其中的消费者很容易就产生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公民”的感觉。[12]根据约翰斯顿的观察，在全食超市购物让消费者自我感觉良好，但却并不会真正让世界变得更好。对农夫市集和本地食物运动田园诗般的整体描述也基本符合学者们所说的“白人农场幻想”，这是对白人农场和商贩的一种过度标榜，而这些人实际上把被忽视的真正辛勤劳作的少数族裔藏于身后。农夫市集的赞助人自诩为当地家庭农民的道德支持者“于是这一支持行为本身就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对农夫市集的“社区化幻想”（提着菜篮去拜访附近农场来的小贩）让这些顾客在没有与少数族裔或贫穷阶级进行有意义的接触的情况下也能自我感觉良好，后者仍然被排除在主流白人特权生活体验之外。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全食超市和农夫市集就像是富有白人的飞地，让他们在其杂食文化品位中自我感觉强大，同时在并没有真正帮助这个世界的情况下还能找到同类。[13]《n+1》杂志作者马克·格雷夫曾针对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杂食者的两难——食物的自然史》（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发表评论，他认为这种“奢侈的食物贸易”既从本质上满足了精英们的欲望，同时又令其看上去更有思想深度，从而使得他们对健康和环保的倡导也显得合情合理。波伦对有机食品的成功“的厌恶尤其令格雷夫不满。格雷夫在其评论中暗示，波伦之所以不再如此明确地支持这类有机农业，是因为现在大众消费者也有能力购买这些农产品了，因此，波伦转而寻求更精英化的食物实践。“他（波伦）对它（草地牧场和小型生产商）的拥护确立了一种地方主义，有赖于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少数买家的支持，而波伦本人似乎就来自那一阶层。”
“因此，消费者现在对生产信息的重视程度几乎与对产品本身的重视程度相当，而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信任变得至关重要。以炫耀性生产闻名的精品店“莫霍克”的老板凯文·卡尼（Kevin Carney）曾解释说：“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每个组成部分的来龙去脉——要无毒，不能污染环境。”“觅食”餐厅的尤金·安也简单总结过：“大家想知道食物从哪里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知道的后果：我们的食物流通链和自然资源破坏严重，食物带给我们身体的不是营养，而是毒素。如果我们对自己购买的东西了解更多，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过程会增加产品的价值。”
  阿尔塔迪纳农夫市集的经营者伊丽莎白·鲍曼则用一则逸事加以解释：
  我们与鸡蛋供应商进行过一次长谈。他大约有50只鸡和50只鸭，需要新的销售“渠道。他给所有东西都标好了价，然后打电话对我说：“我每个鸡蛋要卖1美元才能赚钱，即使卖到这个价，每个鸡蛋也只能赚10美分。”这还没算上他消耗的时间和汽油钱，只算了养鸡的成本。我们不停地跟顾客讲这个1美元鸡蛋的故事，结果他们真的买了那些鸡蛋！这全是因为那是属于他的故事，这才是让他们最终掏钱的原因。”
“炫耀性生产商放弃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原则：利润最大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认为，公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食品生产商、时尚产业人士，还是农夫市集经营者，每个接受我采访的炫耀性生产商都坦言自己的利润十分微薄（如果有的话），或者说对比生产能体现其社会意识的商品所耗费的经济成本和时间，他们实际上是在放弃真正赚钱的机会。“勤奋之邦”的创始人格斯科维奇就坦率地表示：“我们公司几乎没有利润可言。”或如鲍曼对于炫耀性生产运动所发表的总结：“没有人是为了变得富有才这么做。知识分子”咖啡店的人也解释称，其商业模式从本质上限制了他们像星巴克或毕兹（Peet's）咖啡这样的公司一样盈利。
 炫耀性生产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后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比利润和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简而言之，他们的价值观比金钱更有价值。”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离不开微观经济学基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或者简单而言，在城市中心，很多人会参与相同类型的消费（规模经济），支撑起棒球场、歌剧院和剧院这类设施的建设，同时也会降低按摩、有机食品和娱乐休闲等项目的固定支出成本。与此同时，城市中心有足够多的人支撑起“长尾”消费——异域特色餐馆、高级精品店和先锋戏剧。这种对于相同事物的大量需求而产生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同一个地方聚集如此多不同背景和喜好的人所催生的大量不同个性需求，使得城市中心衍生出如此多的消费选择。”
“卡尼曼和迪顿还发现，那些更富有的人会比较有成就感，而且会觉得自己在生命旅程中处于正确位置。换言之，拥有财富资源与对自身的满意度息息相关，但并不一定与幸福所带来的真正的满足或快乐有关。”
与简单的炫耀性消费相比，这群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英更喜欢炫耀性生产、炫耀性休闲和非炫耀性消费，所有这些都比单纯占有物质商品更能制造阶级分化效果。”
“凡勃伦时代的有闲阶级早已不存在。知识促成了社会流动，身份地位不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今天的文化领导权已由志向阶级掌握，他们不再只是悠闲地坐着享受生活，而是努力为自己和后代高效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从通过物质手段展示身份地位，转变为通过更含蓄、更心照不宣的方式来展现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为后代复制其财富地位。志向阶级鄙视大众市场的物质商品，或是象征消费主义大众化的“沃尔玛效应”*，他们有足够的条件这么做，并因此进一步将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作为回应，炫耀性生产获得胜利。商品从哪里来以及如何而来远比看起来是什么样重要。
“如果说美国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原型，那么有可能取代其位置的全球中产阶级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虽然美国经验已经证明，对消费主义和物质商品的追求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但是对消费者本人却几乎没什么好处。对物质的渴望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压力，迫使人们过度工作，专注于外在的成功标志。而且，物质成就的循环只会不断恶化。在感到满足或过上美好生活之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比上一代人需要更多东西。但这种信仰其实并不真实。我们错将跟上同伴步伐的压力当作成功的关键——并通过延迟幸福来获得成功。身份地位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就像本书描述的那样，一旦中产阶级掌握了展示它的奥秘，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们又会找到新方法来凸显其身份地位。”
“大多数人都知道物质商品——消费——即使有所作用，也只能为我们买到很少一点的幸福。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想通过消费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满足感，也必须是把钱花在其他方面。无论物质商品潮流如何起伏，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方式保持不变——稳定的家庭生活，坠入爱河、个人稳定发展，以及与朋友的紧密联系。”
“19世纪索尔斯坦·凡勃伦的消费观到今天仍然适用，只是现在的社会和阶级状况远比那个时代复杂。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所能享受到的事物，在那个时候都只是富人的身份地位象征。获得那些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财务健康，更不用说体现一个人的幸福或满足。身份地位本身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让自己有别于其他人，比其他人更善于获得财富，足以购买最好的传统品种番茄，实践母乳喂养或让家人吃有机农产品，这样做真的能使社会进步吗？这也许看上去像个反问，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从某些方面看，选择做一个更积极投入的更好的家长，进行更多运动，看更多报纸，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更健康、更幸福，成为更积极的社会成员。”
“所有这种从表面上使事物变得完美的负担只会让我们不堪重负。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实践完全错误：关心商品的来源，支持本地农民，在家做饭，投资教育而非手袋，这些当然是更有建设性的消费实践，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流行的浮夸的消费文化相比，它们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但是，即使是志向阶级的消费者理念也反映了一种疯狂的身份地位意识，它不仅把很多人排除在外，也给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我们进行消费的时候——炫耀性和非炫耀性——或许也正在错失我们的生活。
“不考虑个人对21世纪社会消费选择利弊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十分清楚：消费不仅仅与买东西相关。消费习惯揭示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渴望成为谁。我们的消费选择把我们与社会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使我们与其疏远。用伟大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和巴伦·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的话来说就是：“商品……和消费已经被人为地从整个社会体系中抽象出来。”[34]正如我希望本书所呈现的那样，与物质商品表面展示的相比，我们的消费习惯揭示了一些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消费是大小事物的总和，是传递信息和身份的过程和定位。当我们理解是什么激励了我们如何消费以及为什么消费，也就对人性有了更多了解，明白了它是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含义和局限性，以及最终对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重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