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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场景再次成为幻想的内核，只是这一次无关情欲，而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幻想：不容置辩的，绝对的，永恒的“妻子的权利”，好似可怕的灾祸突然堆在卡夫卡眼前，相形之下，原先那“单身汉的不幸”就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妻子的权利”，这是卡夫卡头一次这么说，而在此后几年他还经常援引这一说法。他被这个想象的画面紧紧攫住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用这个想象不断鞭挞自己，痛入骨髓。显然，他在精神上越是将这一于他不利的原则绝对化，放大它，他就在身体上越抗拒、远离那个会给文学带来致命伤害的生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