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页

铜镜和腰带牌饰：贸易与交流
在沿生态界线分布的墓葬中发现的两类物品——铜镜和腰带牌饰，很好地说明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身份认同、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铜镜长期以来就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腰带牌饰则与草原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有人提出了更加复杂的模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人都认为铜镜独立起源于中原的商（殷）文化。经过仔细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铜镜是从中亚传至中原的。在这一经过修正的观点中，张莉提出草原和中原之间存在两条早期的路线。第一条路线，以河西走廊上的齐家文化（约前2200—前1700）为媒介。河西走廊位于今天的中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铜镜从中亚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actrian-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向北传至阿尔泰，然后向南沿着古弱水（今黑河）到达其在祁连山的源头。祁连山形成了河西走廊的南界，样式和工艺就从这里传入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00），即今天的洛阳附近，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
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一条新的传播路线出现了，张莉认为它取代了弱水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作「北方地带」，范围包括鄂尔多斯地区及其以东、以南的周边地区。贺兰山将这条路线与弱水路线分割开来，张莉进而认为中原与河西走廊这一周文化（前1046—前256）的发源地在此时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她注意到，其他文化通过北方地带横穿草原地区，然后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见于该路线上的墓葬出土物，也可以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器物（即商代青铜器）中看到，同时商墓中也有来自草原的器物。然而，铜镜在此时的中原地区消失了，直到商文化之后的周文化时期才重新出现，并且很可能又一次由草原传入，但这次的风格与之前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传播及其影响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清晰地看到从草原到中原的文化输入。
M2发现的腰带牌饰，是从黑海到鄂尔多斯的草原地区墓葬中常见的典型饰物，也是一直以来备受学界争议的主题。由牌饰做成的腰带不是草原上任何一个民族特有的，它既是一种实用性的服饰，也是社会地位和更多其他内容的象征。M2的牌饰是金质的，展现了一头猛兽攻击另一只动物的画面，即一头老虎在攻击一只野猪。这种动物捕食的主题在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中也有发现。它在草原上传播开来，并在公元后的1000年里广泛流行，常见于金腰带牌饰、剑鞘、带扣和其他易携带的物品上。但动物捕食并不是草原上独有的主题，它还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的埃及，以及1000年之后的西亚。乌尔王陵（约前2650—前2550，位于今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一件银制化妆盒的盖子，就饰有狮子攻击公羊的主题。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这种主题就被各个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描绘出来，例如公元前9世纪亚述古城尼姆鲁德（Nimrud）的方尖碑，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吉威耶宝藏（Ziwiye treasure，位于今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中的金银器，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石雕，以及公元前4世纪希腊古都佩拉的狄奥尼索斯神庙中的马赛克、马其顿墓葬中的绘画和伊特拉斯坎石棺（Etruscan sarcophagus）上的雕刻。人们都渴望看到一条简单的传播线路，如艾达·科恩（Ada Cohen）在讨论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在位）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这一主题时说道：「为了解释它在希腊世界存在的原因，人们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去假设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科恩还指出，从法国散文家蒙田（1533—1592）开始，作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一主题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它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在不同地方。她认为，更有意思的是探讨该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和描绘方式，观察它们之间是否有交集，以及如何产生交集。
匈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分布在其西边草原上的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未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匈奴是该文化的延续，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匈奴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它与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完全不同。无论是哪种情况，西沟畔墓和许多其他墓葬显示，匈奴也使用腰带牌饰。它们是草原服饰的一部分，用来将骑马者的短上衣保持在合适的位置，也用作一个便携的存储空间，以放置匕首和其他必需工具。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是长袍，不适于骑乘，也不需要这样的腰带。不过我们也能在中原看到草原风格的腰带牌饰，分别在位于中国东部徐州狮子山的楚王刘戊（前174—前154在位）墓和中国南部南越王赵昧墓。刘戊墓的牌饰是金质的，与里海以北乌拉尔河畔的俄罗斯波克罗夫卡（Pokrovka）2号墓地发现的鎏金铜牌饰、西安郊外汉墓出土的腰带牌饰和现藏于纽约的两件鎏金铜牌饰十分相似。爱玛·C. 邦克（Emma C. Bunker）认为这些牌饰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设计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做出调整，「攻击场景的活力几乎消失在对图形的处理中，图像转变成令人愉悦的样式」。
徐州刘戊墓和西沟畔墓出土的腰带牌饰，背面皆有汉字说明牌饰的重量和主题，这支持了它们是在汉朝作坊里生产或者至少是由汉人工匠制作的观点。此外，西沟畔M2一件牌饰的背面有用布压印的痕迹，这表明它的制作工艺是失蜡失织法。在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关于这几件器物的研究中，她认为那是「汉人的发明，专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外国（草原）市场」。匈奴时期这些墓中出土的其他器物都是鎏金的，因此邦克认为它们也都制造于汉朝的作坊。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件草原风格的器物及其主题（如饰有动物捕食主题的腰带牌饰）不仅见于中原地区，也存在于迎合汉以外市场的器物生产中。有证据表明，面向草原市场的产品制造很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国。其他地点的发现，则证明了这些物品通过贸易、朝贡或劫掠等方式移动到更远的地方。
腰带牌饰的发现，不仅表明各诸侯国的工匠在为草原市场生产物品，还显示各诸侯国的人也对这些物件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有时候会修改牌饰上的主题。它们大量出现在贵族墓葬中，例如南越王墓中的金牌饰和玻璃牌饰、楚王墓中的大量金牌饰，这说明它们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军事领袖无疑也是匈奴贵族，但他们还参与了贸易——获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另一种方式。狄宇宙说道：
　贵重物品的大量累积，反映了贵族体现自己身份的一个「网络模式」。游牧民族的贵族逐渐与其他远距离地区的贵族取得联系，并从中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力。贵重物品的交换，包括贸易和朝贡，成为贵族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而这些财富，宣扬和巩固了家族权力的延续。与外国的联系、象征某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外来物品，标志着在特定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象征体系，这种体系颇似「网络模式」，而非「共同体模式」。
匈奴不仅从他们的汉朝获得物品。诺彦乌拉（位于今外蒙古南部、色楞格河畔的另一处匈奴遗址）墓葬出土的纺织品中，不仅有汉朝和当地制造的毛毡，还有几乎可以确定是在中亚或西亚制造的织物。诺彦乌拉还出土了一枚希腊—巴克特里亚银质徽章，被当作马具重新利用。高勒毛都2号墓地（位于今外蒙古境内）也在匈奴的领土范围内，出土了一件罗马玻璃碗。这些器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晚期至1世纪，晚于鄂尔多斯墓葬。这些墓葬也与西沟畔的土坑墓和其他鄂尔多斯遗址不同，有埋在地下深处的木椁室，并以斜坡墓道连通地面。属于贵族的主墓葬周边还有若干陪葬墓，其中埋葬了贵族的追随者。
耳环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可能生产于中原或草原地区的作坊。又或，玉牌饰由熟知这种材料的汉人工匠在中原或草原地区设计并制作，然后卖给或赠予匈奴，匈奴工匠把它们加入了这件精美的头饰中。玉和龙常与中原文化联系在一起，但与本书讨论的大多数其他主题一样，它们的故事并非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