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会心理学导论

我们的社会行为不仅取决于客观情境，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解释。社会信念可以自我实现。比如，婚姻幸福的伴侣会把对方刻薄的言辞（“你就不能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吗？”）归结于某些外部因素（“他今天一定过得不怎么样。”）。婚姻不幸的伴侣则会把同样的言辞归咎于对方的品性问题（“他总是那么恶狠狠的！”），这样一来就不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仅如此，由于一方预期对方可能会表现出敌意，他们很可能自己也变得恶狠狠的，这样便诱发了他们所预期的对方的敌意。
“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现象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
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就知道当初到底应该怎么做了。“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苏丹梦见自己掉光了所有的牙齿，于是就召人来解梦。第一个解梦人说，“天啊！掉牙齿说明您将会目睹家庭成员的死亡。”怒不可遏的苏丹下令给这个传递坏消息的使者50鞭子。第二个解梦人听了这个梦以后，他解释说这预示着苏丹的好运：“你将比你整个家族的人都要长寿！”于是，安下心来的苏丹下令管家奖给这个传递好消息的使者50个金币。途中，迷惑不解的管家向第二个解梦人请教：“你的解释和第一个没有什么区别呀？”“哦，没错，”那个睿智的解梦人回答道，“不过，请记住一点：重要的不仅仅在于你说了什么，还在于你是怎么说的。”
乌克兰教授安纳托利·科兰登(Koladny)曾谈到，在1990年的苏联，只有15%的乌克兰人承认他们有宗教信仰，但在苏联解体后的1997年，70%的人承认他们有宗教信仰，这并没什么好惊讶的(Nielsen,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