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 神话学
文学依据某些客观规律活动，而批评本身则可以通过系统阐述这些规律而获得系统性。这些规律是种种模式(modes)、原型(archytypes)、神话(myths)和文类(genres)，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依据这些规律结构起来的。
佛莱的“科学”冲动需要一个比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更为纯粹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家承认，文学在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是认识性的，它产生一种关于世界的知识；佛莱则坚持，文学是一个“自律的词语结构”，与任何超出其自身的参照物完全分离。
文学不是一种认识现实的方法，而是一个集体的乌托邦梦想，这一梦想在整个历史中持续不断，是那些人类基本欲望的表现。这些欲望创造了文明本身，但是它们在那里却从未得到过充分的满足。文学不应被视为个别作者的自我表现，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普遍系统的种种功能：文学产生于人类自身这一集合性主体，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会体现种种“原型”或种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
它像一个偶像破坏者那样轻快地对待文学，以计算机般的效率把每部作品投进它事先定好的神话学小孔，但是它又将此与种种最浪漫主义的渴望混合在一起。从一种意义上说，它是轻蔑地“反人本主义的”，将个别主体从中心位置移开，却使集合性的文学系统本身成为一切的中心；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献身的基督教人本主义者的著作（佛莱是一位神职人员），对他来说推动文学与文明的力量——欲望——只有在上帝的王国中才能最终实现。
在《批评之径》(The Critical Path, 1971)中，佛莱比较了保守的“关切神话”(myths of concerns)与开明的“自由神话”(myths of freedom)，并渴望二者之间的平衡：自由神话必须去纠正保守主义的种种权威主义倾向，而保守主义的秩序感又必须去削弱自由主义的种种不对社会负责的倾向。简言之，从荷马直到上帝的王国，这个强大的神话系统最终还是把自己归结为某种中间立场，处于自由的共和主义者与保守的民主主义者之间。如他自己所说的“自由的、无阶级的和文雅的社会”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普遍赞同他自己种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的社会。
• 结构主义
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包括一个在佛莱那里找不到的明确原则：相信任何系统的种种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像形式主义一样，它用括号括起了小说的实际内容，而完全集中于它的形式。你可以用全然不同的成分，例如母亲和女儿、鸟和鼹鼠等等，去代替父亲和儿子、坑和太阳，却仍然保有同样的故事。只要由各个单元之间的种种关系形成的结构被保持住，你就什么项目都可以选择。在对于这个故事的精神分析式或人本主义式的批评阅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它们取决于这些项目所具有的某种内在含义。为了理解这些含义，我们必须诉诸文本之外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
这个方法对于对象的文化价值漠不关心，是分析的而不是评价的。
如果文本的特定内容是可以被换成其他东西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就可以说，一个叙事的“内容”就是它自己的结构。
• 语言学
索绪尔视语言为一个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这个系统应该被“共时地”(synchronically)研究——这就是说，将其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而不是被“历时地”(diachronically)研究，即在其历史发展中去研究。每个符号(sign)都应该被视为由一个“能指” (signifier)（一个音－象(sound-image)，或它的书写对应物）和一个“所指”(signified)（概念或意义）所组成。
系统中的每个符号之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区别。“cat”（猫）之有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不是“cap”（帽）或“cad”（粗人，鄙汉）或“bat”（短棒，球拍）。只要一个能指保持住它与所有其他能指的区别，它就怎么变化都没有关系。
他无意于考察人们实际所说的东西；他关心的是使人们的言语从根本上成为可能的客观的符号结构。
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角度重新理解一切事物”的尝试。 它是下述事实的一个征候，那就是，对于20世纪知识生活来说，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implications)，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paradigm)及其偏执的对象(obsession)。
◆ 诗学(poetics)
在“诗性”中，符号与其对象是脱节的：符号与所指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打乱了，而这样就使符号作为自身即有价值的对象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当交流聚焦于信息本身，即当词语本身，而不是谁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这类问题，在我们的注意中成为“前景”的时候，语言的诗性功能就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隐喻(metaphor)中，一个符号因其与另一个符号有所相似而被它所代替（flame/passion)；换喻(metonymy)中，一个符号则被联系(associated)于另一个符号(天空/飞机)。
我们可以创造种种隐喻，因为我们有一系列“对等的”(equivalent)符号（passion/flame/fire/love)，在诗中，“相似性(similarity)被添加于邻接性(contiguity)之上”：这里种种语词之被串在一起并非仅仅由于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就像在普通言语中那样，而是着眼于它们的那些由其音响、意义、韵律和内涵所形成的种种相似、对立、平行等等。
◆ 符号学
每一文学文本都由很多（词汇的、字形的、格律的、音韵的）“系统”所组成，而文本就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种种不断撞击和张力而取得其种种效果。例如，格律(metre)创造了某种型式，而诗的句法则可能会由其中斜穿而过并破坏它。文本中的每一系统都以这种方式使其他系统“生疏化”，从而打破它们的种种规律性。
如果某两个词由于其相似的发音或其在韵律系统中的位置而被联系在一起，这就会使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它们在意义上的相似或者差别。
文本中的每一个词都被一系列的形式结构连到一些其他的词之上，因此每一个词的意义都总是被“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都总是一系列不同的决定因素共同行动的结果。一个单独的词可以由于谐音或半押韵(assonance)而与另一个词相连，由于句法上的对等而与第二个相连，由于词法的对称而与第三个相连，等等。这样，每一符号都同时参加了若干不同的“聚合型式”(paradigmatic patterns)或系统，而这一复杂性又被种种“组合的”联系链("syntagmatic" chains of association)——符号被排列于其中的那些横向的而非纵向的结构——大大增加了。
我们在文本中感受到的一切都只是通过对比与区别而感受到的：一个与任何其他成分都没有区别性关系的成分就会始终隐而不显。
• 它创造了整个一门新的文学科学——叙事学(narratology)
◆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在形形色色的神话下面，存在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个别的神话都可以还原成为这些结构。神话是一种语言：它们可以被分解成为种种个别的单位（“神话素”(mytheme)），而就像语言的基本声音单位（音素(phonemes)）一样，仅当这些单位被以种种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时候，它们才获得意义。支配这些组合的种种规则于是可以被视为一种语法，即叙事的表层之下的一组关系，它们才构成神话的真正“意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些关系是内在于人类心智本身的，所以在研究一个神话时，我们主要不是在注意它的叙事内容，而是在注意结构着这些叙事内容的普遍精神活动。
神话既不源于某个特定的意识，也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于是，结构主义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再被视为意义之来源或目的的个别主体之被“移离中心” (decentring)。神话具有一个准客观性的集体性存在，它们全然不顾个别思维的奇情异想而展开着自己的“具体逻辑”(concrete logic)，并且把任何特定意识都还原为仅仅是它们自身的一个功能。
俄国形式主义者符拉基米尔·普洛普(Viadimir Propp)已经以其著作《民间故事的结构研究》把所有民间故事都还原为7种“行动范围(spheres of action)和31种固定元素或“功能”。任何个别民间故事都只不过是以种种特定方式组合这些“行动范围”（主人公、助手、坏蛋、被寻者，等等）可以将普洛普的各种行动范围归纳为六个行动者，即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从而达到更优美的简单性。T.托多洛夫对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尝试了一个与此类似的“语法”分析。在《十日谈》中，人物被视为名词，他们的种种性格特点被视为形容词，他们的种种行动被视为动词。这样，《十日谈》的每篇故事就都可以被读作一个被延展了的语句，这一语句以各种不同方式组合了这些单位。
这种批评承认，正如任何其他语言产品一样，文学作品也是一个建构(construct)，而其种种机制也能像任何其他科学的对象一样被归类和分析。浪漫主义的那一偏见，即认为诗就像人一样，内含着一个生命本质，一个不应被无礼地去摆弄的灵魂，现在被直截了当地揭露为一种伪装的神学，一种对合乎理性的探究的迷信的恐惧。而正是这一恐惧把文学变成一个崇拜偶像，并且加强了那些“天生”敏感的文学批评精英的权威。
结构主义对于人类意义的“被建构性”(constructedness)的强调代表了一种重大的进步，意义既不是私人经验也不是神所命令发生的事件：它是一些共享的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产物。资产阶级的那一确信，即孤立的个别主体就是一切意义的源泉，遭到了强烈的一击：语言先于个人；与其说语言是他或她的产物，不如说他或她是语言的产物。
意义不是“自然的”，即不是一个仅仅看见了就可以了的问题，也不是某种被永远确定下来的东西；你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供你支配的种种语言的一个作用，而这些语言显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符号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如索绪尔所论乃是一种任意的关系，那么又有哪一种认为知识与对象“对应”的理论还能站得住呢？现实不是被语言反映的而是被语言产生出来的。
结构主义是下述信念的现代继承者：现实和我们对于现实的经验并不是互相连续的。而这样一来，它就威胁了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感，这些入希望世界能在他们的控制之内，希望世界将其单一的意义就挂在脸上，并且将它在他们的完美无瑕的语言之镜中向他们交出来。
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对于“最强硬”的结构主义来说，这些结构是普遍的，被镶嵌在超越任何特定文化的集体心灵之中，列维－斯特劳斯相信它们就植根于人脑本身的结构。一言以蔽之，结构主义是令人毛骨悚然地非历史的(unhistorical)：结构主义声称其所分离出来的心灵的种种规律平行、对立、倒转及其他等等——是在一个相当远离人类历史的种种具体差异的普遍性层面上活动的。对于任何相信意识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实践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活动和作用于现实的种种方式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人来说，任何这样的做法都注定是自我拆台。这就像是为了更方便地研究血液循环而把人杀死一样。
结构主义能够解剖这一产品，但它却拒绝研究产生这一产品的那些物质条件，因为这就可能意味着向“起源”神话屈服。很多结构主义者也并不关心文学产品的实际消费情况——不关心人们在实际阅读文学作品时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作品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起了什么作用。
作品的所有“表层”特征都能被还原成为一个“本质”(essence)，一个充满作品所有方面的单独中心意义，而且这一本质不再是作者的灵魂或圣灵(the Holy Spirit)，而是“深层结构”本身。文本实在只是这一“深层结构”的“拷贝”(copy)，结构主义批评则是这一拷贝的拷贝。
如果说传统的批评家组成了一群精神精英，那么结构主义者似乎就构成了一群由远离“普通”读者的奥秘知识所装备起来的科学精英。
当我们理解一个语篇(a piece of language)的种种“意向”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它解释为是有指向(oriented)的，是被构造出来以取得某种效果的；而这些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离开这一语言在其中活动的那一实际情况而能够被把握住的。这就是将语言视为一种实践而非一个客体；而当然没有任何实践是没有人类主体的。
像很多经典的资产阶级模式一样，索绪尔的个人与社会这一模式并没有中间项，并没有存在于个别说话者与作为整体的语言系统之间的任何中介。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能不仅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而且还是女人、工人代表(shop-steward)、天主教徒、母亲、移民以及裁军运动者，被简单地放过了。
索绪尔语言学的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这里的问题不单是问“符号的意思是什么”，而是要调查其变化着的历史，因为种种互相冲突的社会集团、阶级、个人和话语就力图占有符号并且以自己的意义渗透它们。
文学可以显得是在描写这个世界，并且有时也的确如此，但它的真正作用乃是行事性的：它在某些成规范围内运用语言，以期在读者身上造成某些结果。它在说话之中实现某种事情：它是一种作为物质实践本身的语言，是作为社会行动的话语。
人类意识乃是主体与他者在行为上、物质上和语义上的交往，而不是脱离了这些关系的某种封闭的内在领域；意识，也像语言一样，同时既“内在”于又“外在”于主体。语言既不应被视为“表现”和“反映”，也不应被视为抽象系统，而应被视为一种物质生产手段，藉此，符号的物质实体通过社会冲突和对话的过程而被转变成意义。
把种种“活的言语”局面作为分析文学的种种模式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文学文本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福楼拜并不是正在实际上对我说话。要是一定得说它们是什么的话，可以说它们是“伪的”(pseudo)或“虚的”(virtual)言语行为……它是已经从任何特定的“活的”关系中被分离出来的一片语言，因而有待于很多不同的读者的种种“再铭刻”(reinscriptions)或“再解释”。作品本身不能“预见”对于它自己的解释的未来历史，也不能控制或界定这些阅读。
结构主义对于知识不发达国家起到了一种援助作用，为它们提供了可使其衰退的国内工业振兴起来的大型设备。它许诺将整个文学研究这一学术事业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其超越所谓“人文学科中的危机”。如果我们正在教授和学习的并不是种种“文学作品”而是“文学系统”——由种种代码、文类与成规构成的整个系统，而我们首先就凭借这样的系统而确认和解释种种文学作品——那么我们似乎就发掘出来了一个更实在的研究对象。
文学文本既是“肯定代码的”(code-confirming)，但也是“产生代码的”(code-productive)和“打破代码的”(code-transgressive)：它们可以教给我们种种新的阅读方法，而不是仅仅加强我们那些原有的方法。“理想的”或“有能力的”读者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倾向于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即关于能力的所有判断都具有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相对性。
规则也不会把自己的使用方法挂在脸上：如果规则硬性地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运用它们，那它们就根本不是什么“规则”了。某一规则也许是要在诗中找出种种对句(parallelisms)，但是什么可以算作一个对句？如果你不同意我认为是对句的东西是对句，你并没有破坏任何规则：我只能诉诸文学制度的权威来解决这一争论，说：“这就是我们用对句一词所指的东西。”如果你问为什么我们就该遵循这一特定规则，我就只能再次诉诸文学制度并且说：“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