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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战争期间到过那里的荷兰人民、镇长和约瑟夫•普兹卡外，村里无人见过大海。房子沿溪而建，散布着几个发黄破败的农场，馥郁的花园，生机盎然的苹果树，两座小教堂，老态龙钟的柳树和橡树，木制栅栏，鸡、狗、儿童、匈牙利人、斯瓦比亚人和吉普赛人。
如今，鹳鸟飞走了。空荡荡的鸟巢静默地躺在烟囱顶上。夏日接近尾声，镇长汗涔涔地修剪着镇政府草坪。这里听不到机械嘈杂的动静，只闻人声、狗吠、鸡鸣，还有头顶上鹅的呷呷声，路上一辆木制马车渐行渐远的咯吱声，镇长手中镰刀的割草声。傍晚时分， 炉子生火了，一缕青烟袅袅地飘过屋顶。间或传来一只猪猡的尖叫声。

这是千禧年的最后几个月，我在欧洲来来回回游历了一年。我就职于《新鹿特丹商业报》，受其所托周游欧洲，我的文章每天都会刊登在头版右下角。它成为一种最终的视察：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欧洲大陆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同时，它是一次历史之旅：我将尽可能地追溯历史进程，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 我确实发现了许许多多沉默不语的见证者：索姆杂草蔓生的弹坑，柏林奥拉宁堡大街机枪扫过的门柱，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外的雪林，慕尼黑报纸档案馆，巴塞罗那附近的山坡，波兰南部城镇奥斯威辛红白相间的小凉鞋。这次旅程也关乎自身。我需要走出去，穿越边境，搞明白“欧洲”这个模糊语意味着什么。
欧洲，如我在这一年中所见，是一块任人穿越时光的大陆。二十世纪各个不同时段都正在某个地方被体验着，或者被重新体验着。在伊斯坦布尔的轮渡上永远是1948年。在里斯本永远是1956年。在巴黎里昂码头却是2020年。布达佩斯的青年人长着我们父辈的面孔。
在匈牙利南部的华沙罗斯别克村庄，时间停留在1925年。1999年，约200人生活在那里，吉普赛人占1/4或更多。他们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度日，每月约60欧元，女人们挨家挨户地出售篮子和日常手工制品。他们的住处破败不堪，门是用长布条做的，有时连门框都不见踪影，在寒冬里烧火取暖。
罗马尼亚吉普赛人更加穷困，他们偶尔驾着木制篷车在村里露露脸。最穷的要算是漂泊流浪的阿尔巴尼亚吉普赛人。他们实际上是穷人社区里的贱民，绝对处于欧洲之桶的最底层。
我那时正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村里理发师约瑟夫•帕兹卡去世后，他们搬进了他的房子。他们在阁楼里找到了一个小笔记本，里面画满了1945年春天以来留下的铅笔痕迹，以及奥尔堡、吕贝克、斯图加特和柏林等地名。有人为我的朋友们辨认出几行字迹：

在哈根瑙战俘营。哦，上帝，我在世间孑然一身。我回家时，村里或许连一个女孩都没有留给我。我像一只在远方啁啾的小鸟，没有慈母照顾的小鸟。哦，上帝，请帮助我回家，回到父母身边。故国那么遥远，离所有人都那么遥远。

在村子中央，沿着一条泥泞的小径，我碰巧发现了一块日晒雨淋的混泥土块，一座寒酸的纪念碑，上面好像刻着一个骑士的身影，顶端刻着1914和1918两个年份，下面有36个名字，36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足以让村里的咖啡馆爆满。
1999年，欧元问世，移动电话铺天盖地，因特网走进千家万户，诺维萨德大桥被炸毁，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股市红红火火。1999年九月是记忆中最炎热的九月。1999年1月1日，人们惧怕千年虫会使得所有的电脑抓狂。
在华沙罗斯别克，1999年是废品行贩驾着马车四处游走的最后一年。我有幸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身临其境：他给自己买了辆卡车。那年春天，四个失业的吉普赛人开始铺筑另一段沙路，或许这次甚至可以铺一层柏油。敲钟人被解雇了，因为他偷了镇长母亲的养老金支票。那也是1999的事。
在咖啡馆里我遇见了所有人：镇长、疯狂的玛丽亚、无牙者（也被称之为“间谍”）、村里的酒鬼、吉普赛人，还有整日与母牛相依为命的邮差老婆。没有人四下走动，经人介绍认识老兵，他是一个身穿迷彩套装、和气友善的大个子，用酒精和可疑的毒菌来驱逐噩梦。人人都说，他会讲法语，可我听他发出的惟一的法语单词是“马赛”。
当天晚上，新的敲钟人和废品收购者吟唱着久远的歌谣，所有人都在桌上打着节拍：

我们在森林里劳作，
黎明即将在高空破晓
天空依旧雾气迷蒙，
我们在倒地的树干间劳作，
高高的山坡上，马儿精疲力竭

还有：

我们在布达佩斯通往佩奇的铁道上劳作，
闪闪发亮的新铁轨，
佩奇的隧道，从岩石中炸出。

那些穿越欧洲的岁月，仿佛古老的油漆一层层剥落。我越发意识到，东欧人和西欧人之间的鸿沟和疏远在一代代地加剧。
我们欧洲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吗？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1914、1945、1989。那么，你只需看看个体欧洲人体验历史的方式的巨大差异：与我攀谈过的波兰老卡车司机一生当中有四次被迫学习一门新语言；一对德国夫妇被炮轰出家门后，走遍东欧，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巴斯克一家人在某个平安夜因争论西班牙内战而翻脸，彼此之间再也不说话；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典人过得怡然自得，他们常常免遭历史最大的全面冲击。让一群俄罗斯人、德国人、英国人、捷克人和西班牙人同坐一桌叙叙家族史：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过，尽管如此，这就是整个欧洲。
毕竟，二十世纪历史并非在他们眼前上演的一场戏剧，而是他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主要或次要部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二十世纪官方史的开篇中写道：“我们是本世纪的一部分，本世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于他而言， 例如，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希特勒当选为总理的日子，同时也是柏林严冬午后一个十五岁男孩和妹妹一起放学回家在沿途某个地方看见一个报栏的日子。“它依旧在我眼前，恍然如梦。”
我年迈的马尔特姨妈住在斯希丹，她当时年仅七岁。于她而言，1914年8月3日那个温暖的星期一，由于一战的爆发突然间变得有些压抑。工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自家门前，女人们撩起围裙一角擦拭眼睛，一个男人向朋友喊道：“嘿，打仗了！”
书中讲述了温里希•贝尔（Winrich Behr）的故事。作为一名德国联络军官，他接到了斯大林格勒沦陷的电报：“1月31日7：45俄国人临近。准备毁坏/APL6.作战分析研究/1月31日7：45我们摧毁。一切就绪。”
对于圣彼得堡（即当时的列宁格勒）十二岁的伊拉•柯勒耶内尔（Ira Klejner）来说，1953年3月6日，是宣布斯大林死讯的日子，它意味着一间公家伙房，正在吃饭的她担心自己哭不出来，当眼泪终于从脸颊滑落到嘴里煎蛋蛋黄上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于我，一个九岁男孩，在1956年11月闻到一股红辣椒味儿，匈牙利难民把稀奇古怪的菜肴带到了我们位于吕瓦登市运河边平静的家中。他们安静羞涩，通过阅读唐老鸭连环漫画册学习荷兰语。
如今，二十世纪本身已成为历史，我们的个人历史、电影、书籍和博物馆历史。我动笔之际，国际事务舞台背景瞬息万变。权力易位，联盟解体，形成新的联合体，出现了新的头等大事。

华沙罗斯别克正在为匈牙利加入欧盟做准备。三年内，又来了六位荷兰人，至少购买了十二栋房屋。他们大多受东欧低价吸引而来，其中几人又因一个问题而匆匆离去，在欧洲边缘处处可以碰见那种有过去的人：拖欠税款、极其不幸的离婚、生意破产、惹上官司，等等。
在其中一位荷兰人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尊巨大的德国雄鹰石膏像， 一面墙上挂着主人肖像，他骑在马背上，挥舞着牛仔帽，准备去驯服野蛮的东方。另一位荷兰人措资超过10万欧元，将住宅改造成了一栋小楼，而他每年只在那里待三周，其余时间房子空空荡荡。不过，他有一个小小的失策：离他最近的邻居是村里的强盗头目，他和八个孩子住的地方和猪圈差不多。这个邻居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检验荷兰人黄金屋紧闭的百叶窗。他的孩子们已经在荷兰人的游泳池里欢呼雀跃。
在咖啡馆里，他们问我朋友这个“新欧洲”意味着什么。吉普赛人刺耳的手风琴声沉寂后，他解释道，在历史进程中，这一部分欧洲日益贫穷，这里人人都仰慕繁荣富强的西欧，他们现在渴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我这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们，你们首先必须经历一个更加贫困的深渊，这样你们或许能够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达到西欧最低生活水平。“而且，你们将丧失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友谊，无需很多钱就可以度日的能力，维修坏东西的技能，养猪和想宰便宰的自由，想烧多少就烧多少木材的自由……以及许多其他东西。”
“什么？”他们问我朋友，“再也不能宰自己的猪？再也不能烧木材？”他们狐疑地看着他。当时，他们尚且不知，不久后还将不允许他们在咖啡馆里抽烟。“我讲故事的时候，敲钟人离开了，”朋友写信告诉我们，“我听见他在敲响教堂钟声，伴着落日。一些事物一成不变地继续着。”
二十世纪世界秩序，倘若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似乎永远消逝了。此外：没有凡尔赛就无法理解柏林，没有慕尼黑就无法理解伦敦，没有凡尔登就无法理解维希，没有斯大林格勒就无法理解莫斯科，没有德累斯顿就无法理解波恩，没有雅尔塔就无法理解华沙罗斯别克，没有奥斯威辛就无法理解阿姆斯特丹。
敲钟人，疯狂的玛丽亚，温里希•贝尔，伊拉•柯勒耶内尔，镇长，无牙者，我那年迈的马尔特姨妈，我聪明的朋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情愿与否，都裹挟着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这些故事会继续低语轻喃，四处流传，一代又一代，有过无数的经历和梦想，有过英勇和背叛的时刻，有过充满恐惧和痛苦的记忆，还有欢乐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