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页：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

Dani Rodrik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Joseph Alois Schumpeter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不过，一个好的社会的确应当尽量帮助人们找到新的生计、过上体面的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
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

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
当很多人对当代民主转型的艰难表示吃惊时，其实更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应该如此艰难。

尽管第三波转型浪潮遭遇了民主衰退，但同样不可忽略民主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
2、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
3、尽管不少国家存在民主崩溃现象，但它们中很多在民主崩溃后重新民主化。这就是“民主反弹现象”。
因为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民主衰退”这个说法受到一些学者的异议。

在当代，有各种经济的、国际秩序的、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威权浪漫主义”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但是，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
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
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但很多人存在谬误：
（1）以“结论都一样”否认差异性；
（2）以文化内部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
（3）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
（4）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比如，的确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诸善之争”时，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不过，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