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

    从温莎车站到学校，坐公共汽车大约走了几英里的路。尤申拓先生一路上说了也不知有没有五个字。尽管如此，我的嘴巴就没停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沉默我才说个没完，一只脚的脚脖子架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手心一冒汗就往袜子上抹。我迫不及待地把之前那些谎言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一包括我跟杜米埃的亲戚关系，我的亡妻，我在法国南部的小庄园一而且还好一顿添油加醋。最后，为了让我自己别再纠结于这些痛苦的回忆（还真开始有那么点儿痛苦了），我把话题转移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朋友一毕加索身上。我管他叫“可怜的毕加索”。（我之所以选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美国最出名的法国画家。我根本就是把加拿大算作了美国的一部分。）我回忆起自己曾多少次对毕加索说：“毕加索先生，您要去哪里？”而这位大师，每次听到这个穿透力十足的问题，都会慢慢地、步履沉重地走到他工作室的另一头，去看他那幅《杂技演员》的小型复制品，曾经的辉煌如今焉在？我刻意渲染自己对这位昔日巨擘的满腔同情，也是要让尤申拓先生长点儿见识。我们下车的时候，我跟尤申拓先生说，毕加索的问题在于，他从来不听别人在说什么一哪怕是他最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