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律令秩序

    昂格尔认为，中国法与西方、与现代法治的不同处，就在于它属于“官僚制的法”。中华帝国的立法精神，是把维护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保障官僚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
    尽量把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规范化的努力，也会造成法规的无限度增殖。繁文缛节，本来就是官僚行政的内在倾向。汉宣帝时，律令繁衍到了960卷、百余万言。时人感叹说，“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小农经济下的技术和文化条件，承受不了上层建筑中律令科比的畸形膨胀，就连统治者也感到行政成本太大了，有了若干次“议省刑律”之举。然而法律趋繁的倾向，不是几次删减条文就改变得了的……或说中国古代实行“人治”，那不全正确：既存在着山积的法律，它们是被精心制定的，但它们又没法条条落实、一一兑现，这才是传统中国的法制实情。由此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法律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别当真。当然死抠条文、一丝不苟的方面，也是有的，而且是制度所要求的，如秦汉官文书中“如诏书”“如律令”之类语词的反复出现所显示的那样。就算是舞文弄法、深文周纳，也得在法规之内上下其手。“不当真”和“如律令”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官场就是如此，“官僚制的法”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