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之道：将工人权益和劳动权利归还给所有人 123

从理论上讲，再没有比工会更好或更直接的方式，能够把工人组织起来，并让工厂主以及品牌听到他们的声音。历史已经表明，提振工人力量的唯一办法是工人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利抗争，而不是依靠以信誉和自律为基础的空洞行为准则。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陷阱。就像得克萨斯州的塞萨尔所说，他担心自己的企业会像竞争对手那样，因为工会发起的工人运动而倒闭。如果工会的要求使得一家工厂在全球失去竞争力，那么工会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时装行业经常发生。品牌长期以来一直在以不合理的低价格压低工厂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时行业的准入门槛很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某个品牌正在考虑在下面两个工厂中选择合作伙伴：某个国家的A工厂，那里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并可赚取每小时10美元的工资；B工厂，那里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工资为每小时5美元。你认为它会选择哪一个？这就是为什么监管者必须介入，通过强制执行贸易协定或更广泛地保护工人权益（包括结社权）的国内法，并在各国间协调一致，防止逐底竞争。
品牌的行为准则通常包括工人有组建工会和集体议价的权利，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准则的条款没有得到遵守，也不可能得到遵守，因此这些条款基本毫无意义。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很多，有时候审计人员没有能力知道他们要寻找什么，也没有能力向工人和管理层提出正确的问题，而工厂为了维持运转，以损害工人权益为代价逃避规则，当然还有隐藏在行为准则背后、一心只求避免媒体丑闻的品牌。此外，这些准则并不是专门针对它们本来应该强制实施的每一个具体场所量身定制的，想一想语焉不详的最低工资规定，我们就可以知道，建议集体谈判的想法只是空中楼阁。品牌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闭门造车，撰写言辞动听的行为准则，根本就没有考虑更广泛的全球体系。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为这种逐底竞争添砖加瓦，因为这会让相关方面更缺乏建立工会的动力，以免工会给他们带来提升工人工资的更大压力。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要想表现出它真心致力于让工人拥有发言权，它就必须切实承诺与工厂长期合作，而不是四处寻找用工成本最低的制造商。它应该给予工厂更平等的地位，补上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漏洞。这才像是更公平的采购实践，因为它充分考虑到了工人的要求以及环境合规的成本，同时品牌还应确保它们的审计人员熟知什么情况才算是真正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正如清洁成衣运动审计报告所指出的，如果审计人员没有接受充分的培训，他们很可能在工人结社自由的权利并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错误地报告称这种权利已经得到了满足。如果说品牌与工厂密切合作是最理想的变革方案，那么还有一个次优的解决方案，即借助工厂之外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它们的作用应该是起到支持性作用，以更好地弥补行业存在的漏洞，而不应成为唯一的依靠。例如，Better Work就是这些组织的一个代表，该组织由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建立，致力于提升几大主要制造国的行业标准，其中就包括孟加拉国。它推出多项计划，为工人、工会、管理层和政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
然而，我发现这些计划与夸夸其谈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市场营销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大品牌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他们的“能力建设”计划，该计划由Better Work负责在其供应商工厂落实，面向低级别经理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学会如何报告工人在工作中的不满，同时在工人中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否知道可以向哪些经理坦率地报告自己遇到的问题。然而，这项宏大的计划并不包括评估这项培训是否真的提升了工人的生活质量。为“能力建设”项目付费并将其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远非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无法解决内在的权力失衡问题。
尽管改善不尽如人意的工作条件非常重要，例如，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情况，及时报告不安全的生产条件就非常重要，但当我与工人交谈时，他们普遍最关心的问题是工资。和我交谈过的工人中，没有一个认为“更好的工作”所做的努力和工资一样重要，这让我无法不对它的有效性心存怀疑。
综合考虑这些方面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如果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很难想象一个在极端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品牌会愿意牺牲利润或选择遵守外部监管机构的标准。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子。
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拉纳广场大楼坍塌的余波催生了一个由非政府机构监管并得到强制执行的监管体系。在遭受了这一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后，孟加拉国终于达成了“火灾和建筑安全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这是一项以品牌和工会所签属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为基础的建筑安全计划，对改善孟加拉国的工厂安全状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早餐的间隙，“协议”的执行董事罗伯·韦斯向我介绍了他们如何在一个极度混乱的体系中艰难地取得了成功。他告诉我，尽管“协议”是在2013年拉纳广场大楼坍塌后正式签署的，但其原则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事实上，早在2010年，汤米·希尔费格的主要供应商哈米姆工厂（Ha-Meem）就曾发生火灾。事件发生后不久恰逢时装周开幕，其间希尔费格遭到媒体追问，被要求回答他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由于担心引发媒体和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他公开同意开放代工企业以供检查。在黛安·索耶的电视节目做出有关孟加拉国的新闻报道之前，希尔费格的母公司PVH（休森）锦上添花，发表了另一份承诺工厂安全的声明，并据此构建了针对“协议”内容的共识。PVH承诺将签署这份协议，但还需要另外四家公司的加入，该协议才能正式启动，所以它就一直被搁置在那里。
在拉纳广场大楼的悲剧发生后，媒体蜂拥而至，纷纷前来报道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灾难，而这些报道引发了公众的极度愤怒。这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包括IndustrilALL（一个全球性劳工组织）、清洁成衣运动和工人权利联盟等，提供了急需的外部力量，使它们得以说服H&M、C&A（西雅衣家）、家乐福以及玛莎百货等大公司加入，成为与工会达成协议的缔约方，并最终确定了“协议”的条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协议”得到签署。
“协议”的执行机构设在欧洲，通过由工人、工会和管理层组成的委员会定期对建筑规范进行健康和安全检查，提升了孟加拉国的工厂安全标准。此外，“协议”还设置了员工安全培训和投诉流程。这并不是丹尼·罗德里克所设想的终结新自由主义超全球化的国际监管制度，但它至少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协议的执行机构成立之初规模很小，只有几位国际工程师和一些本地人士负责检查，但其后来发展到涵盖1600多家工厂、8个本土工会、2个国际工会以及190多个缔约方。它的运转资金完全由品牌提供，这些品牌根据其在孟加拉国工厂的年产量和出口的美元价值支付相应费用。罗伯尤其自豪的是，与结果并不公开的传统审计不同，根据“协议”接受检查的所有工厂的状态都会在“协议”的网站上公示。“协议”原计划在运作5年后到期，但在签署了一份过渡协议，允许其生效至2021年后，“协议”于2019年被成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Readymade Sustainability Council）所取代。截至本书撰写之时，尚不清楚这个新的组织取得了多大进展。
在与一些工厂经理交谈时，尽管有些经理在一开始对他们口中的这些外部干预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对“协议”的成效表示赞赏，工会领导层在谈到“协议”时的态度则更加积极。“协议”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拥有我在本章中一直强调的较高水平的强制执行力，这是引发变革所必需的。一旦品牌签署了协议，它们在法律上就有义务终止与未通过“协议”严格检查的工厂的合作。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工会（即“协议”的其他缔约方）便可以将它们提交仲裁。因此，双方都感到了真正的变革压力。
如果品牌不（通过支付改进费用）支持工厂改革，它们就必须另找一个供应商；如果工厂不做出改变，它们就会失去重要的业务。同时，品牌也不能像借助它们自己颁布的行为准则那样做表面文章。由于50%的“协议”委员会成员是非行业成员（即工会），在制定标准和其他政策时，工人利益实际上得到了体现。平等治理原则意味着政策不会受到行业的过度影响。
即使是作为“协议”最高执行长官的罗伯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管理者；他与其他可能拥有工厂或有政府背景的首席执行官不同，并不是某个既得利益者，而是由国际劳工组织任命的。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罗伯强悍（我更想称其为“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率”）的个性是“协议”如此卓有成效的关键因素。当我和他交谈时，我很明显地感觉到，罗伯不会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作为没能完成应尽事宜的理由。例如，他会通过定期检查，锲而不舍地紧盯一家工厂，以确保其安装了合适的防火门（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行为，但这并不越界或是没有道理），因为这得到了一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协议的支持。
正如“协议”已经证明的那样，成功促成任何重大的行业变革的关键，是品牌如何推动政策的落实。品牌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崇高主张，就不应依赖自律，而应克服阻碍，推动各国发展强有力和可执行的劳工与环境保护政策。品牌在这些国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它们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表示：“我们需要你们发展自己的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进行劳工和环境监管，如果这意味着我们的成本会上升，我们不会逃避责任。”它们还可以停止为那些未写入劳工与环境保护条款的贸易协定进行游说。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到目前为止，我进行的访谈显示，品牌正在应用一些因果倒置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应该参与政府政策，甚至是参与像“协议”这样的机制。在罗伯的积极推动下纳入“协议”的强制执行部分显然是问题所在。多年来，品牌一直在制定、改变和无视比赛规则，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所以场上突然出现一个不请自来的裁判，无疑会令它们坐卧不安。
我采访过的某个著名品牌的代表曾表示：
如果政府提出要求，品牌可以帮助政府。但品牌只能对自己的工厂负责，要管好所有的工厂只能靠政府。就算你拥有权力，你也不能强加于人，而是只能分享。威胁是不起作用的。如果你妄加威胁，他们（政府）可能会照你说的去做，但他们可能不会真心接受。
她所展示的是一种扭曲的权力关系，而这正是让我们陷入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源。在典型的扔烫手山芋游戏中，品牌会甩锅说，“政府是唯一有权力制定更好规则的实体”，但这种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目前的全球体制中受到了来自品牌的重重阻碍，从一开始就无心制定这些规则。
请猜一猜，品牌会如何看待政府针对某些建筑的要求（或是针对工资、休假或儿童保护的要求）？它们会认为这是温暖的关照还是一种威胁？财力雄厚的品牌往往比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罗德里克终结新自由主义超全球化时代的愿景中，核心便是将权力交还给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制定更强有力的贸易协定，并在其中明确涵盖社会和环境法规，我们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防止进口国剥削出口国。为了使它们具有法律约束力，罗德里克主张扩大政府规模，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买单，他说：“如果你想让市场扩大，那么你也需要更强大的政府。”如果你是时装圈中的一员，你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国际贸易说三道四。但是，如果你不告诉你的立法机构这很重要，当前这种行业自律失灵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虽然可期待的最好外部变化来自政府制定的政策（通过贸易协定或国内法律将政策影响力扩大到国内市场），但通过要求品牌提高当前行为的透明度，我们同样可以取得一些进展。我所指的“透明”并不是品牌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们在Instagram上所说的那种“透明”。品牌不仅可以公开其代工厂的名字，还可以披露相关审计结果，并根据这些审计结果做出采购决策。从“协议”所取得的成功看，审计费用也应该由品牌负责支付，并制定政策（切实得到遵守的政策），规定如果发现工厂不符合要求，同时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无法达到要求，品牌将终止合作关系。而且，说到透明度，如果能够增加为品牌代工生产的工人工资的透明度，显然也会有所帮助。
在实际查看数字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还会发现其他缺失的内容，例如品牌自身运营的透明度——主要是由从利丰公司到审计事务所等中间商，再到企业社会责任和采购部门等相关各方各自为战造成的。随着公司日益依赖这些第三方代理人，它们离实际生产线也越来越远。如果像我们的棉农卡尔·佩珀设想的那样，品牌与供应商保持更直接的关系，那么双方就可以同时也应该发展出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公开讨论品牌作为需求方给出的价格将如何影响工厂的运营方式以及工人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