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政客和政治暴力

暴力是五四式抗议政治的小插曲。流血事件和财产破坏，是由警方镇压与学生对限制和阻碍所作出的激进、有时甚至是鲁莽的反应造成的。
诉诸暴力也是城市团体冲突的特点。用拳头、棍棒、扁担，甚至是刀剑来解决工人和雇员间的争执实为家常便饭。
在民间组织日益军事化的大环境下，随着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极端言论被注入群体暴力的公共习惯，群众政治走到了更加系统化流血暴力的边缘。许多政治示威弥漫着一种节日的、祥和的气氛，极大多数显然是和平性质的。
但是政府中心转变为了军营，加上保卫游行示威队伍的武装纠察队，预示着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1927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城市大屠杀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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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像人力车夫这样没有组织的穷苦劳工来说，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能有机会诉求公民和同志应有的道德平等。
对于像水夫那样已经有一定地位和保护的工人而言，则主要是运动政治的开放性为他们获得了战术优势。而对人力车夫而言，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国定纪念日则蕴含着真正突破地位和权力束缚的潜力。
从它的包容性来讲，1920年代北京的群众政治确有其现代性。所有公民都能参加，因此就像欧洲18世纪晚期一些流行组织所采用的新战术那样，组织对每个人都开放。
然而，极端包容性的原则，实际上就意味着接受那些很可能本身就是精英性或排他性的团体，因此在这些集会和示威活动的“群众”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存有大量未工业化和传统北京的架构。群众政治与其说是一种能够化解地位、籍贯和行业隔阂的溶解剂，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向公众展示这些隔阂的机遇。
群众运动不会重组城市社会。
1920年代北京公民的抗议示威和集会，不是社会杂乱无序的表现，更不是其解决方案。
他们释放了既存组织的政治意识和团体意识。成千上万北京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并不代表这座城市陷入了混乱。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群众政治和团体政治的绽放，意味着城市政治将不再只是精英仲裁和政府机关的专属领地。
公民权赋予了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一旦有了这种权利，就算是军阀和空想家也不可能轻易将其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