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抄（第二章）

“京西北八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事实。
在考察京西北藩镇实际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其构建和演进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逻辑……下文的论述，正是我们对京西北藩镇的这种完整化形象进行逐级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新赋予其历史意义的一种尝试。
振武军节度使在此时（肃宗朝）的设置，应该与其在唐后期主要面对的目标一样，还是针对北面的回纥。
与振武军不同，同样设置于肃宗朝的邠宁、鄜坊、凤翔三镇则有明确记载，是为了对付南下的党项。
唐廷设立这几镇（邠宁、鄜坊、凤翔）的用意也很明显，因为它们控制了西北异族南下渭河谷地的四条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如同党项在安史之乱时期侵扰关中一样，西面的吐蕃则乘西北边军内调之际蚕食河西、陇右的帝国领土。
代宗大历初期形成的关中四镇格局……这一格局继承肃宗时期的扇形空间结构，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因为吐蕃在西面的强势崛起与党项在东面的衰退，扇形空间西部的压力就要较东部更大一些。
德宗初年的关内六镇虽同为防遏异族而设，但振武却不像其余五镇那样在防遏异族的同时，还具有拱卫关中平原的作用。
当德宗末年，唐廷的军事布防推进到了横山山脉东西两麓的夏、盐二州，夏绥银节度与一个直隶于唐廷的盐州已经出现，但这并不是帝国开疆扩土的象征，而是帝国最强大的敌人吐蕃已经进逼到了这里。
京西北藩镇的成长过程，却恰恰与乱前的朔方军相反。因为它的空间体系是由近畿的渭河平原逐渐向北部的阴山推进的。
无论乱前还是乱后，尽管关中空间重构的诱因都与异族威胁有关，但截然相反的重构过程，以及军事侧重点的倒置，显然已经无法令人将构筑京西北八镇的唐帝国，与昔日那个由朔方军独主关中情势的帝国相提并论了。
想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了打什么仗。
如果说异族的威胁是左右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重组的一极重要力量的话，那么，关中政治实体与唐廷间的角逐将成为影响关中地缘政治的另一极力量。
（李）抱玉直接统辖的军队力量实际仍比较有限，而凤翔的军队构成也因此相对比较多元。
唐廷可以通过在凤翔配置体系不同的军队来增加凤翔防御吐蕃的力量，但在邠宁，当马璘所率领的四镇北庭兵也无法有效抵抗吐蕃的攻势时，唐廷……并没有为邠宁添注新的军事力量，而是调遣了实力更在四镇北庭军之上的河中朔方军入驻邠宁。而对于四镇北庭军来说，它的归宿则只能是撤离邠宁，为朔方军腾出空间，自己则在新建的泾原一镇重新寻找位置。
（防秋：古代西北各游牧部落，往往趁秋高马肥时南侵；届时边军特加警卫，调兵防守。）
利用李抱玉去世的机会，让幽州兵整体移屯凤翔，就显然是最经济的一种策略。
于是随着大历十二年朱泚接替李抱玉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凤翔一镇开始成为幽州兵的天下。而京西北地区由邠宁的朔方军、泾原的四镇北庭军、凤翔的幽州军所构成的三大派系格局也正式形成。
大历末期的朔方军已形成了以邠宁为主干，以河中、灵州、振武为侧翼，又以鄜坊为近脉、银夏为故知的庞大政治体。
大历末期，代宗为未来的德宗在河南留下的，是一幅原由平卢系藩镇填充，但此时业已植入永平军这样一支基本属于中央嫡系军队的版图的话，那么在京西北，则完完全全是外系军阀主导的格局。
（郭子仪）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德宗即位之初制约藩镇的强硬举措……首先施予制压的是长期匡扶唐室的朔方、西川、泾原这几个京畿圈周围的藩镇。而随后的凤翔也因为幽州镇的叛乱，自动加入了这份被清洗的名单中。
郭子仪罢职后，朔方军一分为三
经过这番波折，朔方军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多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紧密了。而也正在此时，前任朔方军统帅郭子仪病逝。作为朔方军的精神领袖，郭子仪的去世或许使这原本已显现出疏离倾向的朔方军集团变得更加松散了。而当灵盐、振武、鄜坊等镇逐渐脱离朔方军的控制时，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贴近了。
不难发现，这些被更易的节帅既是本镇的元老重臣，又多是抵抗吐蕃的知名将领。（自古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进入大历中后期时，吐蕃的侵扰势头已有所减弱。正是这一有利的形势才为德宗的“内靖方镇”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
“奉天之难”，是指建中四年十月，受诏赴关东平叛的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朱泚为主，德宗不得不出奔奉天。随后，率兵勤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起兵反唐，致使德宗于兴元元年再逃梁州。
实际上，李、曲二人在德宗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是由这次战役开始的。而从上述史料推测，李、曲二人此后被投入关东作战的部队，与两年前他们和吐蕃作战的部队很可能是同一批人。这样来分析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理解德宗为何在“四镇之乱”之初首先调遣这两支关中军队了。
正是由于幽陇兵的逃归，最终促使了朱泚的僭伪。
“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既体现在德宗对于泾原与朔方两镇元老重臣的罢职，也体现在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
至此，李晟与神策军正式奠定了他们作为“奉天定难”第一功臣的地位。
三镇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举镇投入反叛的行列中。……同时，只就三镇叛乱一方的表现来看，三镇也始终没有联起手来一致对付唐廷。
（四镇北庭军）维护与固守自身利益才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
对于朱泚及幽州军来说，孤注一掷地消灭奉天的行在，也许是作为出身叛军集团的范阳将士们所能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本镇内部对于勤王还是反叛存在差异，也体现在对自我认同为功臣还是叛贼存在犹豫。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性是它们无法在唐廷的重用与怀疑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身处关中，又过于在意和受到唐廷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它们无法像两河藩镇那样早早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格。因此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关中三镇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
经由“奉天之难”一事，关中的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帝国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朔方军”作为一支在关中极具影响力的军政实体，由其左右关中政治走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在关中，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则是以三大派系的瓦解为表征，并且这一转变在德宗朝初期，随着“奉天之难”这波危机的最终顺利平息，就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了。
长安的屏障是潼关，洛阳的屏障是河阳桥。
两京中轴线上的河阳、陕、潼关三据点早在安史叛乱之初即已显示出它们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不久后建立的河阳三城、陕虢、同华三节镇就是因这三个据点而扩大成型的。
一个以宦官鱼朝恩为首的军事派系也已形成，而它占据的关中地理空间，则主要在长安及其以东地区。
在鱼氏掌权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京东空间的重新塑造。而对于帝国来说，京东空间重塑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帝国完成了由动乱年代向和平时期的转型。
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沿革，与唐廷的藩镇统御政策密切相关。简言之，唐廷在安史之乱后致力于将河阳培养成制约周边藩镇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河阳性格多面性特点的背后，正可折射出唐廷对其周边强藩的态度。
陕虢性格转变最重要的地方，不仅是它由分隶不同地区的据点，组合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藩镇。同时还在于，它的性格也由据点时的“藩垣两京”，变成了作为枢纽的“舟车之会”。
作为拱卫长安的重镇，奉天在大历一朝，其驻防军队经历了由朔方军变为防秋兵，又由防秋兵逐渐变为禁军，最终在德宗初年，正式成为神策军屯防驻地的趋势。
鱼朝恩任神策军统帅的大历前期应该是神策军在代宗朝扩编最为重要的时期。不过到了大历中晚期，京北，尤其是京畿北部的奉天等县也逐渐增加了包括神策军在内的禁军屯驻力度。
总之，神策军在大历年间的发展除了有加强宫禁宿卫的目的，应对吐蕃威胁亦应是其主要宗旨之一。而代宗一朝神策军的这种发展，不仅奠定了德宗初年神策军的大致规模，也为其后神策军在“四镇之乱”与“奉天之难”中的大显身手奠定了基础。
《续通典》名单中的军镇大多数是贞元时代，尤其是贞元中后期陆续归入神策军名下的。而我相信，这种变化趋势正是德宗针对其时严峻的吐蕃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一种真实写照。
经历“奉天之难”后的德宗在贞元时代对神策军的军制结构进行重要调整一样[94]，他对神策军的空间结构也进行了系统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可能首先就是从京畿地区展开，并在以畿内为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向畿外扩展。畿外神策的扩展贯彻着唐廷应对异族威胁与控临边军的双重意图。
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
唐廷给予延州左神策行营的名号，或许正是因其洞晓鄜坊观察使实际上无法控制蕃部集聚的延州，……至于说延州由此就成为唐廷的嫡系军队，则显然是无稽之谈。
纵然这个曾经以“关中本位”为立国基旨的帝国，没能为后来的中国延续这份空间传统，但它却经由自身的教训，将它对空间的种种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困惑，像其他一些重要的理念一样，作为一份宝贵的遗赠，一并留给未来的赵宋王朝。
注释13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边上的神策行营“这种收编地方军为中央军的办法为解决为患已久的藩镇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是北宋全国军队禁军化的滥觞。但它所带来的指挥不灵便、作战力低下等问题也由此开始长久地困扰着封建中央王朝”。（黄利平：《唐京西北藩镇述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91页）而实际上，宋朝面临的异族威胁又远远大于唐朝，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看历史最有趣的部分之一就是提炼教训和对比。
一个为防御异族入侵的空间体系逐渐在关中被建构起来。这个空间体系的基础就是定型于德宗中期的京西北八镇。
关中，这个“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罗伯特·萨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