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

……“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本质和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一种指向右边，一往无前，另一种则转头回返。”转头回返正是学习的方向，它将生存变为文字。……p291

……在细致地分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后，克拉夫特写道：“在文学领域，从来没有人对神话进行过如此强烈而尖锐、如此全方位的批判。”根据克拉夫特的说法，卡夫卡从来没有使用过“正义”这一字眼，尽管他据以批判神话的出发点正是正义。不过，如果我们就此打住，我们就面临着误解卡夫卡的危险。难道真的可以指望用法律来对抗打着正义旗号的神话？不，作为一位法律学者，布塞法卢斯维系了其纯正的血统，只不过看上去他并不运用法律——从卡夫卡的角度看，无论是对布塞法卢斯还是对这一职业来说，都多少有点新鲜。这样一种只供研究不被运用的法律乃是通往正义的门径。

通往正义的门径是学习。

P292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具有同样的坚定和狂热；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为奇异的姿态。抄写员和大学生们总是气喘吁吁、一路奔跑。“官员们总是压着嗓子口授文件，以至于抄写员一旦坐下就听不见；他不得不跳起来去听官员的口授，然后很快地坐下去记下来，然后再跳起来，如此反复不已。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城堡》）不妨想一想露天剧场的演员，那样可能会有助于理解。演员们必须在瞬间领会提示，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很像这些勤奋的大学生。的确，对他们来说，“打造是真正的打造，同时又是无”。一假如这是其角色的一部分的话。他们研究角色，只有糟糕的演员才会忘记台词或动作。不过，对俄克拉荷马剧团的演员来说，他们的角色就是自己从前的生活；因此这个剧场叫“自然”剧场。……

卡夫卡不厌其烦地呈现着这种形体姿态，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为之震惊。K曾经被非常恰切地与好兵帅克相提并论：一个事事都会感到震惊；一个却万事无动于衷。电影和留声机发明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到了极致，无法预知的偶然关系成了人与人的唯一关系。试验表明，人们在银幕上认不出自己的步态，在留声机里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人在实验中的处境就是卡夫卡的处境；正是这种处境引导着卡夫卡的学习。在学习中，他将遇到自己生存的碎片一一那些仍然在扮演着自己角色的碎片。

P290
学习的时候，学生们是醒着的，也许醒着的状态对学习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饥饿艺术家拒绝饮食，守门人缄口不言，学生醒着。这些伪装，正是禁欲主义的伟大法则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动作方式。

禁欲主义的伟大成就乃是学习。……也许这些学习算不上什么。但是它却非常接近于唯一能够让事物变得有用的“无”，也就是道。这正是卡夫卡所要寻求的，他想要“通过苦练手艺来打造一张桌子，但与此同时，又根本无所为——不是像人们所说，‘打造桌子对它来说算不上什么，’而是指‘打造是真正的打造，同时又是‘无’。……”

P289
在《救赎之星》中，弗兰茨·罗森茨维格对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作了上述描绘。对卡夫卡而言，现实世界有多么重要，这个祖先的世界就有多么深不可测。我们可以确信，正如原始人的图腾柱一样，这个祖先世界将他带回到了动物层面。顺便说一句，卡夫卡并不是将动物作为装填被遗忘之物的唯一作家。在蒂克寓意深远的小说《金发的埃克伯特》中，那条小狗被遗忘的名字，斯特罗米，象征着神秘的罪愆。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卡夫卡为什么会乐此不疲地向动物聆听被遗忘之事。诚然，动物并非目的，但是不可或缺。……无疑的是：在卡夫卡笔下的所有造物中，动物们最喜欢动脑子思考。如果说贪赃枉法是法律的特征，那么动物思考的特征便是焦虑。焦虑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却是把事情办好的唯一希望。但是，由于被遗忘得最深的异国他乡是我们的身体一一我们自己的身体，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把发自体内的咳嗽称作“动物”。咳嗽是一个庞大兽群的前哨。

P285

……被遗忘之物的形式。它们都被扭曲变形了。“家长的呵护”是扭曲变形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是什么……。卡夫卡的这些形象通过一系列人物与变形的原型驼背小人，联系了起来。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意象中，最为常见的是一个人将头深埋在胸前——原因不一而足：法官的疲惫，影响饭店看门人的噪声，垂得很低、直接压迫着参观者的画廊天花板。在流放地，当权者运用一种古老的装置，在每一个罪犯的背上都刻上花体字母。笔画不断增多，图案层层重叠，直到犯人的背具有感知力，能够解读背上的文字，并且得以知道他到底身犯何罪。这就是负罪者的脊背。卡夫卡的背从来就是如此。

P286
……这些暴力是以什么样的名目出现在卡夫卡面前的？只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不认识这些暴力，并且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在史前世界以罪的形式放置在他面前的镜子中，他只看到了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的未来。但卡夫卡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模样。是最后审判吗？它会将法官变为被告吗？审判等于惩罚吗？卡夫卡没有给我们答案。他是否对审判还存有别的期望？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希望将审判延搁？在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短篇小说中，叙事技巧重新赢得了它在山德鲁佐③口中所具有的意义：延搁未来。在《诉讼》中，延搁是被告的希望所在：但愿诉讼程序不要逐渐进入到审判阶段……p281-282

……因此，哈斯令人信服地对《诉讼》的情节进展作出了如下解释：“审判的对象，或者说这部不可思议之作的真正主人公，乃是遗忘。遗忘的本质特征是遗忘自身·本书中，遗忘附身于被告——一个极具张力的人物，变成了哑巴。”无可否认，“这个神秘的中心…源自犹太教”。“记忆在虔敬的面目下扮演着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耶和华保留着对‘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一百代’的准确无误的记忆，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禀赋，而是其最深刻的禀赋。在仪式中…最神圣的行为…乃是将罪恶从记忆中抹去。”被遗忘之物绝不仅仅与纯粹个人相关，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便站在了进入卡夫卡作品堂奥的门槛前。每一件被遗忘之物都与史前世界被遗忘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形成无数个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复合体，宛如一条奔涌着新奇产品的河流。忘却是一个容器，卡夫卡故事中那个取用不竭的中间世界便是从这个容器中挤压出来，得见天日的。……P284
卡夫卡只会通过形体姿态来理解事物，这个他无法破解的形体姿态就成了寓言中的晦暗之处。卡夫卡的作品就源自这种晦暗。他保留自己作品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他在遗嘱中要求销毁它们。这份文件，这份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视的文件，告诉我们：作者对这些作品不满意；他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失败的；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失败者。的确，他那宏大的尝试是失败了：把诗歌变成教义，将其转变为寓言，并使之重新获得坚固性和朴实性一从理性的角度看，他认为这是唯一适合寓言的特点。没有哪个作家会像他这样如此虔诚地遵行“你不可为自己画像”这条戒律。

“看上去羞耻会比他活得更长久。”这是《诉讼》的结束语。正如其“情感上与生俱来的纯净”一样，羞耻感是卡夫卡最强烈的形体姿态。不过，羞耻感具有两面性。羞耻是人的一种内在反应，但与此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它不仅可以是在他人面前感到羞耻，而且也可以是为他人而感到羞耻。卡夫卡的羞耻感并不比主宰它的生活和思想更个人化，他曾说过：“他活着，但并不是为他自己的生活而活；他思考，但并不是为自己的思想而思考。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思考都受制于家庭。……由于这个陌生的家庭……他不可能被解雇。”（《他》）

P282-283
是融洽的。正因为卡尔·罗斯曼清澈透明，纯而汉纯、毫无性格可言，因此可以说，弗兰茨·罗森茨维格的《数赎之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描述中国人的——当然指的是其精神方面可以说，他们完全缺乏个体性格。圣人学说排除了一切个体性格孔子作为圣人最为杰出的代表，是一个完全没有性格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中庸之人…最能显示中国人特点的不是性格，而是原初的情感的纯净。”①不管我们对之作出怎样的评价，这种情感的纯净都可以说是外在行为的一架精准的天平。在任何一种意议上，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都可以溯源至中国戏剧，那是一种形体戏剧。中国戏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事件分解为形体元素。我们甚至可以进而言之，只有在“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转变为动作，卡夫卡相当数量的短篇文章和短篇故事才能显其面目。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确切地认识到，卡夫卡的作品构成了一套形体的符码。对作者来说，这套符码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象征意义；毋宁说，作者试图在不断变化的语境和各种试验性组合中为它们抽绎出某种意义。理所当然，戏剧便是这种组合之地。

p272
在卡夫卡笔下，人物形体姿态的力量对于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也太过强烈，这些力量直接闯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卡夫卡的技巧越是圆熟，他越是避免让这些形体姿态与日常情境相调适，越是避免对之作出解释。“这是一种奇怪的行为，”在《变形记》中，我们读到，“（老板）坐在桌子上，俯身对雇员们讲话。雇员们必须尽量向前，因为老板重听。”到了《诉讼》，这种方法已经被彻底否弃。在倒数第二章，K在教堂的第一排座位旁站住了，“但是神甫还是认为距离太远了；他伸出一只胳膊，用明显弯曲的食指指着紧靠讲坛的一个位置。K还是照办了。坐在那里，他不得不把头远远地向后仰起才能看见神甫”。

马克斯·布洛德说过：“由这样一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现实所构成的世界是深不可测的。”其实，对卡夫卡来说，最深不可测的是形体姿态。每一个形体姿态本身都是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出戏剧。展演戏剧的舞台则是世界剧场——它直通天堂。另一方面，这个天堂又只是背景；要想按照其自身法则对之探究，就好比将舞台背景画镶人画框，挂在画廊里。和艾尔·格列柯①一样，卡夫卡在每一个形体姿态背后，都撕开了一片天空；但也和在艾尔·格列柯一这位表现主义的守护神—那里一样，形体姿态仍然是关键，即事件的中心。在《敲门》中，听到敲门声的人吓得走路都弯着腰。中国演员也是这样表现恐惧的，但是中国人不会对之感到吃惊。在另外一个地方，K也亲自表演了一下。他并没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慢慢地…他的眼睛不再往下看，而是谨慎地抬了起来，他从桌子上取下一份文件，搁在手掌上，徐徐地递给那位先生，同时站起身来。他这么做时，心中并无明确的想法，只是觉得，一旦完成了彻底免除罪责的请求后，就必须这么做。”（《诉讼》）这种动物性的形体姿态糅合了极端的神秘与极端的简洁。在阅读卡夫卡的动物故事时，我们可能很久都不会意识到，这些故事其实根本无关人类。当你终于碰到那些动物的名字——猴子、狗、骡子——时，你悚然一惊，拾起头来，意识到你早已远离人类的陆地。卡夫卡经常如此；他使人类的形体姿态失去传统的支撑，然后提供一个让人寻思不尽的问题。

P27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