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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奴民間財閥所以在二十世紀初期汲汲於投資山西煤礦，主要是因爲山西蘊藏著豐富的煤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民國8（1919）年底，已向當局註冊的全國探礦面積達3,249方里左右，其中煤礦區約有2,286方里，佔70.36%的比重。而山西礦區面積爲256方里，僅次於直隸、山東和奉天，但其產額價值則居第6位（次於湖南、直隸、雲南、江西和奉天）。單就煤礦儲量而言，山西有1,271億噸，佔華北儲量的95.7%，全中國總儲量的50%以上，高居全國第一位，無煙煤特多（約佔28%左右），大都在東部地區。西部雖多煙煤（72%），可供現代工業之用，但交通不便和運輸較困難，所以雖然蘊藏豐富，實際上的產量遠遜於直隸、奉天、山東、河南和江西各煤礦廠。根據農商部地質所的調查，位於山西平定縣的保晉公司在民國6年的產量爲14.5萬噸，雖遠不及直隸開灤（317.6萬噸）、奉天撫順（231萬噸）、江西萍鄉（94.6萬噸）、河南福公司（50.6萬噸）、山東淄川的黌山（45萬噸）、直隸井陘（43.5萬噸）、山東中興公司（42.8萬噸）和河南中原公司（34萬噸）等，卻成長迅速，其速度超過他礦，該年產量即爲民國元年的20倍。因此，山西煤產的增加，如配合其相關條件，是非常有可能的。
再者，根據〈山西煤礦志〉（1929年2月）的記載，山西省除在極西南和東北僅有零星小煤田外，其餘皆爲重要煤區分配之所，如以煤層在地理上分佈之狀態，則全省可分爲七大煤區，簡述如下：

（一）平、盂、潞、澤煤區
此煤區位於太行山與霍山之間，共23縣，包括平定、壽陽、盂縣、潞城、安澤、平遙等，多屬無煙煤或半無煙煤，西部則皆屬煙煤。因正太鐵路適經煤區之北部，有保晉、建昌等公司經營其間，故當時山西礦業以此區最盛。煤之總煤儲量約爲508億噸左右，其中無煙煤有184億噸之多。

（二）汾、臨煤區
此區跨汾河之右岸，包括汾陽、孝義、臨汾等共13縣，岩層多平舖煤區之廣處，含煤系現露約達50多公里，爲他區所不及，而西南部更渡黃河入陝西，組成西安北部之煤田。所含之煤層皆係煙炭，且多能煉焦，在山西的部分煙煤储量約311億噸。

（三）河、興、離、隰煤區
此區佔有偏關、河曲、興縣、離石、濕縣等9邑、逼近黃河東岸，南北紆曲如長带，所產皆係煙煤。煤區共長300多公里，共計蘊藏有180億左右的煙煤。

（四）太原西山煤區
此區跨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5縣和靜樂縣之一小部，汾河來自西北，環繞煤區之北、東、南三面。不僅儲煙煤，亦藏有半無煙煤，其中半無煙煤約33億噸，煙煤約48億噸，總儲量爲81億噸左右。

（五）寧武煤區
此區分佈在寧武、崞縣、靜樂和神池縣之一部，爲汾河之發源地，總儲量大約79億噸。

（六）大同煤區
此區包括大同、左雲、懷仁、右玉、朔縣等5邑的產煤區域，位於大同、朔縣間的平原之西北。所產皆係煙煤，蘊藏量高達96億噸左右。

（七）渾五煤區
此區大抵係渾源、廣靈、靈江、繁峙和五台等縣之零星煤田，散佈於各縣煤田之數雖多（有11處），但面積甚小，煤炭總儲量約16億噸左右。
綜上所計，山西煤儲量達1,271億噸，約相當於當時英國儲量的94%，美國的4%；而爲法國的28倍，德國的2倍和倭奴蘊藏量的18倍。難怪倭奴會汲汲於山西煤礦的投資，尤其是保晉公司大本營以外的富藏煙煤的大同煤區。
另一方面，山西煤儲量雖豐富，產量卻不多，在全國煤產量中只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現將戰前中國和山西的煤產量列爲表4-1：
從此表中，我們得知：
（1）每年山西的煤產量大抵皆居於全國煤產量的10%以下。
（2）自1924年至1936年的13年間，全國煤產量增加的幅度爲53%，山西煤產量則爲64%，顯示出山西煤礦的潛力極大，這或許是閻錫山於1932年2月重新主政，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後，於翌年開始實施〈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畫案〉的成果之一吧。
（3）從而山西在全國煤產量中的比重大抵是呈上昇之勢，自1924年的7.8%略升到1936年8.4%，1935年更高至9.4%。
再者，如果不包括東北，則山西煤產量在1931年，約爲關內的12.6%，華北煤產量的18.5%，仍然遠遜於河北（佔關內總量的42.5%），但已超過山東（11.7%）和河南（10.2%）的比重。
產量相對不多的現象，與消費市場的狹小和運輸成本的高昂息息相關。一般而言，煤炭外運至他地時，以水路爲最佳，因爲載重量大。撫順和開灤煤，甚至基隆煤的運往遠地，皆賴海路和陸路的圓滑接駁。而山西煤礦離海既遠，在內地又無可航行舟楫的河流與之連繫，當時發展最快的平定地區的煤（大多屬保晉公司）僅恃正太鐵路的窄軌，轉運石家莊，再由石家莊經平漢鐵路送抵保定、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鎭江一帶的需求市場。平漢鐵路車輛奇絀，在1910-1920年代又往往爲軍運、賑運所困，故對保晉公司和其他山西煤礦公司的經營效果影響極大。向外的交通運輸業之所以對山西煤業發展影響重大，乃是由於山西現代化工業的相對遲緩發展，無法充分消費所產煤炭，以致於晉煤必須開拓域外市場，甚至與外煤相競爭的緣故。在外地市場時，因爲鐵路運費頗重，故售價不得不提昇，自然減弱了競争能力，從而縮小了消費市場。表4-2爲1930年代初期的天津煤炭市場上，各種煤的價格。
自表4-2可知：
（1）雖然山西煤的產地價格只有開灤煤的56%-70%，但因交通運輸費不少，所以在天津市場上的銷售價格高昂，爲開灤煤的1.6倍左右。（2）天津市場上的價格高低和各種煤的交通運输成本的多少之相關性極大。
（3）因此，天津市場上的價格之中，除了開灤煤外，運输費所佔的比重皆在57%以上，陽泉煤（屬平定縣）甚至爲67%。
（4）開灤煤在銷售市場之價格，僅爲產地價格的1.83倍，是佔地利和交通之便；相形之下，山西煤的天津市場價格不但高於其他煤，而且爲產地價格的4倍以上，陽泉煤高至5.35倍，益減弱其競爭力。
即使如此，保晉公司的陽泉煤自1918年，越過國境，輸往倭奴大阪，1919年以後送到廣東和香港，成爲國際市場上的商品，大同煤則運銷到京漢一帶，這些遠地販賣與輸出皆委託北京大倉洋行（大倉商事株式會社北京分行）進行。因此在倭奴投資山西煤礦的行動中，大倉財閥表現得最積極。而到1929年11月，雖然如前所述，大源礦業會社的投資計畫進展不易，但北京大倉洋行仍然經由第三集團軍參謀宋徹，與閻锡山簽訂購買5,000噸山西煤的契約，12月雙方更計畫出口大同煤和陽泉煤到倭奴和朝鮮。九一八事變後，撫順煤傾銷各處，閻錫山派其親信梁上椿（時任晉北礦務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與三井洋行（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分行）簽訂合同，預備向青島、上海等沿海城市銷售煤炭，企求在國際競爭的夾縫中，利用倭奴商社的流通網，爲山西煤炭找到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