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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法的这种优越性成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基本分野，后者保持口传法律的习俗。皇帝制定法律授权公民可以援引法律反对皇帝本人；罗马公民还得到罗马法进一步的保护，这源于该法律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做出的基本区分，这就产生了在同一法律名义下分立的两个法律。公法和私法本质上是对立的，国家的范畴一直被严格区分于私人个体的范畴。这些区分赋予罗马法自身具有灵活性，但首先具有精确性，而这些区分的逻辑推理使罗马法成为政府的基本工具。确实，我们还可以举出与公法与私法相对应的一对例子：军事服役和行政服务。这样，罗马社会的一切基本内容都被纳入法律框架内，公民私人将行政服务的功能视为管理，而将军事服役视为防务。由于皇帝是罗马法的来源，因此它被认为是极其威严的。

西部帝国的成文法更多是以类似于古代中国封建王权的皇帝权威予以施行的，至于援引法律而反对皇帝本人也只是流于形式。以友谊维持关系的东西帝国已经失去古代罗马的共和荣光。前者徒留一具巨大的躯壳，而后者更多的只是一种罗马帝国存在的遗留物；当然，还有基督教在罗马未曾出现过的伟大振兴。在个人看来，西部帝国存在过的最大意义就是确定了380年后基督教在古代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权威，包括被野蛮人占领的高卢北部和北非地区，不列颠则相对宽松，距离的遥远与一直以来土著的反抗弱化了这种宗教影响——罗马城似乎也焕发了看起来“虚假”的繁荣，现在作为新都城的它更多的被赋予了宗教都城的涵义，却失去了当年罗慕洛兄弟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中心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