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神话常常以这种方式歪曲从属群体和支配群体之间发生的事情。它允许支配群体不必正视事实：他们十分依赖他人从事令人讨厌的低薪劳动，从而使他们的特权成为可能。例如，上层阶级的成员通常被描绘成“财富创造者”，高楼、桥梁与帝国的建造者，尽管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另一些人完成的，他们是那些“小人物”，他们纳税且经常过着为生计而长期焦虑的生活。我们被告知，唐纳德·特朗普“建造”了特朗普大厦，就像世纪之交的强盗大亨们“建造”了铁路和钢铁厂，这些使他们获得巨大的个人财富。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这种神奇的思维中。例如，在美国，我们很少意识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如何支持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富足生活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一直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而供应这些的国家当中居住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
使这种文化魔术成为可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独立与自主的混淆。支配群体不需要对那些比他们阶层低的人负责，也无须先征求允许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通常是自主的。但支配群体并不因此就是独立的。上层阶级可能不必对工人阶级负责，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他们的生活就会土崩瓦解。同样，当男人渴望相对于女人的自主权时，他们所寻求的不是独立。他们并不是试图独自生活，不用女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对许多男人来说，自主意味着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又让女人满足他们的需求和需要。支配群体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相当大的权力定义现实，并能够利用这一点掩盖真相。大多数男人都依赖女人——在许多方面远比女人依赖男人的程度要深——这个真相一贯遭到掩盖或淡化。当男人真的承认他们的依赖，尤其是性方面的依赖时，他们常常咬牙切齿，仿佛女人理应能够轻易得到，这样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在他们的感受里就完全不必变成依赖。由此，女人就被期待表现得像优雅娴熟的仆人，一边扮演着提供服务的角色，一边又不让主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有多么依赖仆人。这种手法最为成功之时，世人对其认知却是完全相反的。世人认为，是上层阶级在照料他们的仆人，是奴隶主承担着照顾奴隶的重负，是丈夫在照顾妻子和孩子。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女人和男人都知道男人有多么依赖女人所做的家务和照顾工作。男人吃着女人采购和烹饪的食物，钻进被窝，感受女人为他们铺好的干净的、新换过的床单，在生病、悲伤或绝望之时接受女人的照顾，在感到怀疑或畏惧时接受情感支持，并从无数其他支持着他们的事情上获益。但男人一旦承认了需求，就会让自己显露弱点。在父权制之下，这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危险之举，尤其是在其他男人视野之内。于是，男人通常感到不得不维持一种“女人依附而男人独立”的假象，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一起生活的女人也是如此。
在此意义上，父权文化使得人们很难看到这种深刻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这一直以来都是性别关系的核心。更棘手的是关于异性恋性行为的父权思想，它是人类生活的关键，也已经成了男性特权的关键。举例来说，正如玛丽莲·弗赖伊(Marilyn Frye)所提出的那样，从父权制的视角来看，“有性行为”的意思是男人通过性交获得性高潮，他的性高潮是“性行为”发生多少次的标准。她的性高潮是真的还是装的、她是否享受，基本上不是他们有没有真正“发生过性关系”的重点，尽管这些都可能成为他的性表现（控制）的反映，因此也反映了男子气概。父权制式的异性恋性行为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的，并且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组织。因此，它的社会意义超越了性本身，因为它充当了男性支配和一般性的支配与侵犯的普遍模式。无论权威人物是父亲、情人、丈夫还是雇主，隐含的控制的动态关系通常都涉及与性行为有关的文化主题。被伤害或被占便宜也常常跟异性恋形象联系在一起，比如“我被搞了”(I’ve been screwed)、“被强迫了”(had)、“被占有了”(taken)。战争话语中也充斥着异性恋形象，从新兵在基础训练中唱的小曲——“这是我的枪，这是我的炮；一根打仗，一根打炮”［Tis is my rife, this (my penis)is my gun; this is for fghting, this is for fun］——到最高指挥部对于核毁灭的比喻说法，如“全力进攻”和“战争高潮”，都是如此。
权力也被异性恋化了，比如说“去他妈的竞争”(screw-ing the competition)，fucking也被用作形容词，以指代程度惊人（如fucking fantastic，他妈的棒极了），又比如，认为男人有权利将所有女人都赋予性的意味，包括雇员、同事、街上的陌生人和女儿。有一种流行的浪漫主义观念认为，父亲应捍卫女儿的性完整，维护他们自己对女儿的所有权，直到不情愿地，有时甚至流露出嫉妒地将女儿交托给丈夫。例如，电影《岳父大人》(Father of the Bride)就表现了一个父亲面对女儿即将到来的婚姻，会出于嫉妒做出什么行为。我们理应把这当成傻得可爱，但这显然依据的是女儿作为浪漫性财产的文化形象，这种形象根植于有关异性恋及其与男性特权和对女性的压迫之关系的核心父权制观念中。支持妻子的从属地位的是许多文化观念和期待，例如将丈夫的工作和需求置于自己的工作和需求之上，或者按照他的经验与需求确定和判断自己的性行为。例如，当男人的性欲比女人强的时候，这种不同常常被解释为女人有问题，而不是男人有问题。男人可能会感觉匮乏、生气、被拒绝、困惑或受伤，但父权文化不鼓励他们对此感到愧疚或感觉自己在性方面有缺陷。他们可能会被迫改变，更包容、更体贴或更理解女人，但这不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认知：出问题的是女人和她们的性行为——不是男人和他们的性行为——因此才需要包容和理解。
而女人更可能将这种性频率、性欲望或表达形式的差异完全归因于自己，感到有责任对此做些什么，比如答应增加性生活频次或接受她们不喜欢的方式。所以，在英语中有众所周知的“性冷淡”(frigidity)这种词，它被用于形容不愿以男人想要的方式、在男人想要的时间跟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但在大多数人的词汇中不存在形容性欲过剩的男人的词。如其他父权制当中的事物一样，确定和评估正常人类经验的标准永远是男性认同和以男性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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