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每次面对空白纸张的时候，总会觉得我必须要为自己重新发掘文学。只不过无论如何我是无法回到过去了。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只有满腔的困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快要七十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困惑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谈论诗的方式好像是把诗当成一件苦差事来看待，而不是诗应该要有的样子，也就是热情与喜悦。
生命就是由诗篇组成的。诗并不是外来的——正如我们所见，诗就埋伏在街角那头。诗随时都可能扑向我们。
我记得爱默生曾经在某个地方谈过，图书馆是一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够再度得到生命。
苹果的味道其实不在苹果本身——苹果本身无法品尝自己的味道——苹果的味道也不在吃的人嘴巴里头。苹果的味道需要两者之间的联系。
书本是实体世界当中的一个实体。书是一套死板符号的组合。一直要等到正确的人来阅读，书中的文字——或者是文字背后的诗意，因为文字本身也只不过是符号而已——这才会获得新生，而文字就在此刻获得了再生。
事实上，诗与语言都不只是沟通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种激情，一种喜悦
每当我们读诗的时候，艺术就这么发生了。
我有时候看到家中的藏书，会觉得在我把这些书全部读完之前，我恐怕早就已经翘辫子了，不过我就是无法抗拒继续购买新书的诱惑。
我必须承认，我认为书本并不真的是重要到需要我们精挑细选，然后还要我们迷迷糊糊地崇拜。不过书本真的是美的呈现。而书本也真的需要如此，因为语言是永远不断在变更的。
电影的问世也教导了我们迅速跟随影像的本事，所以我想这几行诗在今日读来，或许还比八十年前刚完成的时候更为鲜明吧。
其中一个就不用我多说了，这种情况是时间贬低了诗的价值，文字随着时间也失去了它的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时间的流逝不但没有降低诗的评价，反而更丰富了诗的内涵。
不过只要我们接受一万这个数目，如果我们都能了解所有的隐喻都是建立在两个不同事物的连结之上
他也曾在一本名为《感伤的月历》的诗集的序言里说过，每一个字都是死去的隐喻。当然啦，就连这句陈述本身也是个隐喻。我们也都知道，有些隐喻死气沉沉，不过有的就活力十足了。
我应该这么说，隐喻重要的是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要让读者或是听众把隐喻当隐喻看的效果。
我不会活到老得看不见壮阔夜色升空，
天边有一片比世界还大的云
还有一个由眼睛组成的怪兽。
我们的生命宛如那流水
注入那大海
了然无生气。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做梦的话，或是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成天做着白日梦，我很怀疑我们还会不会做出如此声势惊人的陈述了。
庄子梦到了他幻化成蝴蝶，不过在他醒过来之后，反而搞不清楚是他做了一个自己变成蝴蝶的梦，还是他梦到自己是一只幻化成人的蝴蝶。
海涅也曾说过：“死亡犹如夜幕初垂。”（Der Tod daβ ist die frühe Nacht.）
这一点也可以强化我刚刚说过的论点，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在“十方世界”当中，也只找得到十几个根本的原则而已。当然了，你永远都可以找到其他更为惊人的组合变化，不过这样的惊奇通常也都不会延续太久。
写诗的方法有两种——至少，有两种相反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种方法）。其中的一种是诗人使用很平凡的文字，不过却能让诗的感觉很不平凡——也就是从诗里面变出魔术。
我觉得词典里头一长串的单词以及解释定义，会让我们觉得解释会消耗掉文字的意义，觉得任何一个生字、词汇都可以找到相互替换的字。不过我却认为每一个字都应该单独地存在，并且也都要有它独特的意思
所以我想，文字的起源是魔术，而且文字也经由诗歌产生了魔力，这种说法真的是一点也不假（这种说法当然不是我独创的——我很肯定别的作家也提过这样的说法）。
不过很抱歉，在最后一场讲座中，我要谈论的是一位小诗人——这位诗人的作品我也没读过，不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我一定写过。我要谈论的就是我自己。而且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原谅我做出这么让大家倒胃口的事。
我觉得我读过的东西远比我写出来的东西要来得重要。我们都只阅读我们喜欢的读物——至于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而是写得出来的。
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去，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与未来——因为我们都记得我们尚未出世的某段时间，而且也都可以预知将会死去的时间。
我知道我列举的这份名单一定遗漏了很多，所有的名单难免都会有遗珠之憾。事实上，列举名单的风险就是遗漏的部分往往会凸显出来，而且别人也会觉得你很不灵光。
我那时候是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好像特别喜欢这种强说愁的感觉；他们几乎是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愁眉不展，而且他们通常也都能够得逞。
我觉得很可耻，因为我还会刻意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让自己更闷闷不乐。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亵渎，如果我们想要享受波德莱尔或是爱伦·坡的作品，我们就一定要年轻才能得到。上了年纪才来读这些书的话就很难了。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忍受很多事情；那时我们就会考量到历史背景等种种因素。
记得诺斯替教徒说过，唯一能够免于犯罪的方法就是去犯罪，因为从此以后你就会改过向善了。在文学的领域里，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不管我们要不要成为当代人，我们都已经是当代人了。或许就连我批判现代性的举动其实也都是现代性的一种。
他的眼疾持续恶化，到了一九六〇年左右就几近全盲，只能看得到一片橙橙的黄。整本《老虎的金黄》（El oro de los ligres，一九七二年）忠实呈现了他最后能看得到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