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首先，需要对当前的一些仍然具有很大影响的意见略作梳理。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对于农业本身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农业的低收入问题唯有在更高度城镇化之后，减轻人口压力，建立规模农业，才有可能解决。在这个基本共识下，一方要求的是维持当前均分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赋予农村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贫富分化，借以稳定农村，避免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则要求土地私有化，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让小部分能干农民实现规模经营，领先致富，期待进一步城镇化之后，走向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双方的共识是小规模农业潜力十分有限，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继续过剩，大部分农业从业人员只可能仍旧贫穷。
    这种意见今天也是许许多多农民自己的想法；正因为如此，农村人民普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子女的教育，为的是让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的绝境，争得一份城市的富裕。这种意见显然也为决策者所接受。上上下下虽然都在提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总的想法仍然是寄长远希望于城镇化，眼前则提倡由工业来反哺农业，较少考虑到农业本身的发展潜力。一言以蔽之，决策者同样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本身只可能是个待哺的弱势产业。
    笔者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黄宗智，2006a），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这种现状的经济和制度性来源。该文认为在承包制下，务农人口普遍处于土地过少而引起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基本仍处于长时期以来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因此大规模向城市就业。而他们的低农业收入又使其在城市所能得到的工资被压到远低于城市的水平，迫使许许多多农户同时依赖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作，以部分家庭成员出外打工的“半工半耕”方式来维持生活需要。这是“三农”问题形成在经济上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