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知识不受权力关系的影响。

福柯假定，技术、政治领域的可塑和可用的身体，与解剖、形而上学领域的拉美特利(La Mettrie)人体机器(Homme-machine)之间存在着隐秘关联。对驯服的信念形成了一个中继站，连接可分析的身体和可操纵的身体。惩戒力量不仅生产被征服的、温顺的、听话的身体，而且与话语的生产相互关联。因此，它也产生了知识。因此，人体机器作为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话语，与规训权力相互贯通。
福柯呼吁，放弃那种秉持以下观点的思想传统：“知识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被中止的地方，知识只能在权力的命令、要求、利益之外展开。”[插图]也就是说，放弃如下观念：“权力使人疯狂，只有放弃权力才能成为有知识者。”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关系不会建构一个知识领域。而且，没有任何知识完全不受权力关系的影响。
福柯指出，规训权力不是关于“身体的语言”或“符号”，而只是关于“运动及其内部组织的经济和效率”[插图]。然而，规训权力并不局限于这种经济效率，因为它不仅作用于身体，而且还描述它。权力侵占了身体，通过在一个意义网络中刻画它。规训权力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它们总是有意义的。[插图]它们占据了心灵。
与暴力相反，权力是通过意义或意蕴来运作的。即使在其粗暴的形式下，其产生的效果，即伤口，也是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民法典的符号系统也是一个意义连续体，通过思想控制行动。然而，它没有主权权力的力量和迟钝属性。规训权力也在编织“习俗的纽带”[插图]，它由种种意义结构组成。
在一次演讲中，福柯谈道：“权力在19世纪的运作是通过种种习俗，它们被强加于某些群体。权力可以放弃其过去的费力措施。它采取了狡诈的、日常的规范形式，因此它遮掩了其权力的身份，将自己伪装成社会形式。”[插图]通过遮掩自身，通过伪装成日常或不言而喻之物，权力提高了效率和稳定性。这就是权力的狡计。借助习俗的自动性，权力在没有强制和胁迫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并不只限于19世纪。它在任何具备一定复杂性的社会中都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