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帝国安全与亚洲的转型/276

如果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部署的安全机制与前任不同，它仍然具有英国的某些特征。对这两个政权来说，亚洲仍是一个“问题”，是威胁两国全球利益的不稳定之源。这些利益已经被察觉，反过来，就好像生活在亚洲大陆各地的人民是可疑的租客，而英美两国是明智的房东。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帕坦人还是阿富汗人，亚洲的人口都被构建成可以通过现代理性治理艺术（当时是工程学，现在是系统方法论）所产生的工具知识进行研究。他们要受到训练、指导、管理，并鼓励放弃一种明显被认为是劣等的生活方式。这些艺术的实践者对理解他人思想、规划和评估干预措施的理性方法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也对复杂问题的技术解决办法表现出类似的信念，这些问题可以是武器系统、组织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或通信和监测技术。同之前的英国一样，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安全最终将只是训练一支本土警察部队，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秩序。安全专家似乎也有一种绝对的信念，即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他们组织和处理世界的方式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优越和真实的，反对他们的人从根本上是不理智的。没有军事挫折，没有大量资源被浪费，没有明显的政策失败削弱他们的信念。换句话说，他们类似于“疯狂的现实主义者”，按照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说法，战争似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然而，英美的“帝国工具”掩盖了安全机制的人力成本，以及军事科技干预和工具性知识应用所造成的迷失、破碎和扭曲的生活。正如马克·布拉德利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充分证明的那样，战后的越南仍然被饥饿的幽灵所困扰，他们的尸体在汽油弹袭击和地毯式轰炸中消失，而在美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仍在华盛顿特区的越南战争纪念馆守夜，等待行动中失踪人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