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结尾

托克维尔的文笔简练清晰。他擅长提炼一组人性要素和社会风俗的特征，分析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做层层递进的推理，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判断未来的发展。这种写法给人凝望湖水清澈而深邃的感觉。
比如，下卷第十一章，“为何有些美国人痴迷于唯灵主义”，是一个表现托克维尔风格的简短样例。乍看起来，这种现象和“美国人热爱物质享乐”的一般结论冲突，托克维尔却解释得很好。首先他指出，爱好永恒和爱好物质享乐一样，都禀之于天，不是人力能凭空变出或消除的。而且，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心极易被外界左右，耳目之娱常常摇荡心灵。因此，在社会风俗倾向于物质享乐的地方，认识到自己对永恒的爱好的人，更容易痴迷于唯灵论，有甚于无此倾向的社会中的人。推此理而广之，托克维尔说，古代信徒进沙漠苦修，因由不在罗马的迫害，而在罗马的声色犬马。他又预言，等到美国社会爱好享乐的风俗改易，趋于极端的唯灵论者也会变得温和。
这种文风很优美。我常觉得，与其说自己服膺托克维尔的思想，不如说沉醉于他的文笔。很多英美学人批评托克维尔的分析抽象，尤其下卷，抓住几个要素特征进行推理，并不能服人。如今托克维尔的文风可能又稍显简单，中学生都能看懂，甚至高考题都未必会选择他做材料。但我偏爱下卷犹胜于上卷，给推论的骨架附会上经验材料并不难，而且他是有意把文章雕琢得易懂的。这种写法让人很难把他笔下的美法英俄德各国看成忠实的描写，更像是一个个展示人性要素与社会风俗如何互动的模型。
安克斯密特说隐喻是历史学家写作的重要手段，托克维尔是少见的几乎不用比喻的历史学家。他组织文章的方式没给比喻留下空间，而上卷结尾的宏大比喻就相当引人瞩目了。“我独自走上一条攀登郊外山峰的路，城市的细节渐渐模糊，而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一个宏伟的景象变得清晰……”用谢尔顿•沃林的话说，托克维尔用这个比喻唤醒了理论与看在古希腊词源里的联系。看见离不开理论模型。我甚至觉得，模型不仅用来认知，也用来建立信念。
紧接着这段比喻的，是托克维尔最有名的预言。美俄各为世界一半之主，一凭平等，一凭专制。雷蒙·阿隆在1960年代说，30年前，马克思的预言是准确的，现在，托克维尔是准确的，问题是，30年后，谁是准确的？
都不准确。在时间长河里，一个预言时灵时不灵，可灵可不灵。太过认真地看待预言，增添自己的暗昧，减损先知的荣耀。托克维尔从没把中国当成一个选项。托克维尔的“美国”“俄国”只是一组模型。
1946年，卡尔·施米特也谈过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既非模糊的神谕，亦非先知的幻象，也不是历史哲学的大而化之。它是明确的诊断。纯凭推理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二战战后太震撼人心了。施米特在文章里对托克维尔推崇备至，标题也看得出托克维尔这一个预言的影响：《片言居要的史学家》（Historiographia in Nuce）。要想得到这种预言并不容易，施米特说，托克维尔能有此成就，离不开欧陆思维大胆的构想力——也就是抽象——很多人不见得有层层递进做推论的思维勇气，也离不开法国精神的清晰明确。
施米特这篇文章很有感染力，刚柔并济，绰有余味。劈头说，“历史由胜利者写就”是尽人皆知的格言。一转而谈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结合了实证研究、道德家的文笔和哲学家的精思，超然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主义之上。再说托克维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贵族阶层的失败者，是个人经历的失败者，是国家的失败者，是信仰的失败者。基佐和圣伯夫都讽刺他是个承认失败的败者。又一转，天意让这一切失败变成意义的豁然呈露，深邃而不自知。天意让托克维尔说出这个伟大的预言，说出欧洲衰落的自我意识。
文章最后宕开一笔，转而谈一个南斯拉夫的民间故事，说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他和云格尔都为这个故事感动不已。一位勇士打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敌人的尸体窜出一条一直被他制服的蛇。蛇说：你真有幸，在我熟睡时赢了一场战斗。勇士说：呜呼，比我强的人被我战胜！
施米特并不只说托克维尔的好话，他也认为托克维尔太聪明，太善于妥协了。欧洲不仅需要一个失败者显露它的自我意识，也需要一位坚毅的守卫者（ὁ κατέχων）。在1940年，谁是勇士，谁是勇士打败的敌人，谁是蛇呢？在1946年，又是谁呢，谁又是这个坚毅的守卫者呢？施米特可比托克维尔聪明多了。托克维尔的外祖父在大革命前，为民众在国王面前辩护；大革命后，为国王在民众面前辩护。托克维尔用更柔和的方式秉承祖先的遗志，从不讨好任何人。施米特为了他的理念，可以讨好任何人。若令信念不断地符合现实，那它定然柔软模糊得不能再叫信念。有一组清晰的信念，相信它们已经抓住人性的精要，从此坚定不移，我认为这可以称作信念的模型。海登·怀特说托克维尔用意志力扶住了他的悲观主义，我倒觉得托克维尔并不悲观。他相信对永恒无限的爱好是人的天赋，理想是人类恒在的需求，人类历史可以一直发展下去。这比施米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