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纷争

    一番考察之后，马基雅维里总结道：古代最明智的立法者都洞悉的关键一点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表述出来。他们都发现，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纯粹”政体都缺乏内在的稳定性，都倾向于产生周期性的朽败和溃烂。他们因此正确地推论，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广德性，要诀在于建立一种混合政体，抑制纯粹政体的不稳定因素，结合它们的长处。在这方面，罗马仍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正是由于她演化出了“一个混合型政府”，所以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共和国”（200页）。

    为混合政体的特别优势辩护，在古罗马政治理论中当然屡见不鲜。它是波里比阿《历史》的中心论点，在西塞罗的著作中也反复出现，后来在15世纪又被佛罗伦萨主要人文主义者普遍接受。然而，马基雅维里认为混合政体最利于培养德性和维护自由，理由却与常规的人文主义观点相去甚远。

    他的论证从一条政治公理开始：“每个国家都有两个敌对派系，平民和富人。”（203页）他认为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如果政体允许其中一个派系垄断权力，共和国就会被“轻易地腐蚀”（196页）。如果富人中的某人担任君主，立刻就会有专制的危险：如果富人建立贵族制政府，他们就会按自己的利益来统治：如果实行民主制，平民也会如此。上述各种情况都会让普遍福祉让位于派系忠诚，结果国家的德性和自由就会消失（197-198页、203-204页）。

    马基雅维里提出，解决办法就是在制定与政体相关的法律时，设计出让敌对社会力量保持一种紧张平衡的机制，使各方都能参与政府事务，“互相监督”，既扼制“富人的傲慢”，也避免“平民的放纵”（199页）。由于敌对集团都警惕地审视着对方，提防任何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在这种压力下，能够通过的“法律和制度”就必然“有利于公共自由”。虽然各自都完全被私利驱动，不同的派系却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在所有的立法行动中都会促进公共利益：“所有有利于自由的法律”都会“从他们的对立中诞生”（203页）。

    马基雅维里为纷争唱赞歌，让同时代人大为震恐。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在《（论罗马史〉读后》中的回应代表了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赞扬纷争，就像因为药方的效果而赞扬疾病本身。”马基雅维里的论证违背了佛罗伦萨共和思想的整个传统，该传统自13世纪末以来就反复强调两个信条：一是所有的纷争都应视为派系活动加以禁止，二是派系构成了城邦自由的最大威胁。雷米焦·德·吉罗拉米、布鲁内托·拉蒂尼、迪诺·孔帕尼，尤其是但丁都猛烈抨击过公民同胞拒绝和平相处、危害共同自由的行为。因此，坚持马基雅维里的惊人之论——吉罗马的种种争斗 “配得上最高的赞扬”——就意味着摒弃佛罗伦萨人文主义最珍视的一个观念。

    然而，马基雅维里对这条正统信念的攻击毫不留情。他明确提到，“很多人认为”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反复冲突让国家“陷人了巨大混乱”，幸亏“好运和军事优势”挽救了它，才没有分崩离析。但他仍然认为，谴责罗马纷争的人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冲突防止了派系利益得胜，因此他们“苛责的其实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源头性因素”（202页）。于是他总结道，即使这些纷争本身是邪恶的，它们也是“罗马走向强盛的必要之恶”（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