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寻找个人的一致性

第3章　寻找个人的一致性
从研究证据和日常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答案都是，人们是根深蒂固的特质主义者(dispositionist)。他们从人的角度，或者更具体地说，从假定的人格特质或其他独特且持久的个人特质的角度，来解释过去的行为和结果，并对未来的行为和结果进行预测。
直觉的特质主义理论(intuitive dispositionist theories)：这些理论最初导致了人格理论和人格评估领域的出现，并在今天继续影响着概念分析与研究。
传统人格理论概述
无论是普通大众的人格理论还是专业心理学家的人格理论，通常都从关于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出发：
①社会领域中的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刺激情境对不同的人会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事实上，正是这种反应的多样性，促使普通大众和专业心理学家在最初都假定特质差异的存在。
②个体在应对不同情境时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此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可预测性。
常人特质主义的核心观点——当不同的人对某一特定情境进行反应时，我们所看到的反应的变异性不是随机或不确定的，而是反映了不同行动者自身独特且持久的个人特征。
人格研究者的工作从一对相互关联的任务开始，即确定一般来说决定人们行为的主要特征并找出测量这些个体特征的方法。对于人格学家来说，之后的一个更为理论化的任务是探索决定人格结构的具体特征在相互关联的方式上有何规律。最后，则是人格发展和改变的问题。个体特征首先是如何发展的？然后随着个体的经历和对经历的解释，又如何延续或改变？
多年来，这些研究者已经开发了详细的人格特质和类型分类法——一些受到人格结构和发展的具体理论（尤其是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启发，另一些受到了分析普通大众理解及特质词语使用方式的启发，还有很少一部分甚至受到了真实反应数据的统计分析的启发。研究者还开发了成千上万的评估工具，从涉及特定特质或行为的简单自我报告和自我描述问卷，到微妙的投射测验（如罗夏墨迹测验）和用于分析并量化个人特征及其高阶聚类的大型综合量表（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在概括性最高的层次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维度或因素对应外向性-内向性，第二个维度对应宜人性-非宜人性，以及第三个维度对应情绪稳定性-不稳定性（例如，Eysenck, 1967; Norman, 1963）。一些研究发现的其他普遍因素包括支配-服从、尽责性-不尽责和教养-粗鲁（例如，Digman & Inouye, 1986; Norman, 1963）。传统特质本身存在于比普遍因素概括性更低的层次上。因此，外向性与内向性的广义范畴还包含健谈与沉默、好交际与封闭、冒险与谨慎、坦率与隐瞒的特质。宜人性这一广义范畴也包含类似的特质描述，例如，好脾气与易怒性、合作性与违拗性等。
科学的发现和争论
研究者已经能够证明，在两种不同情境下测量的行为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而且，各种人格量表与其他评估工具和客观测量的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也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最终挑战人格学家的问题在于效应量，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观察到的跨情境一致性水平与我们广泛认同的特质主义理论所预期的水平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尽管得出的相关系数显著大于零，并因此证明了个体变量确实解释了观察到的行为中的一些变异，但这种相关低到足以使行为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程度比不一致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程度更不突出，所提供的信息量也更少。
没有哪项著名的研究能证明，稳定的个体特征（无论是由研究者测量的还是过去的行为记录所揭示的）比专家或普通大众的预期更能预测行为。也没有任何研究表明，那些看似小且微妙的个体差异（无论是通过人格量表还是任何其他方式测量得出的）会在公开的社会行为中产生大且可靠的影响。
1968年的挑战
1968年是人格研究的分水岭：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唐纳德·彼得森(Donald Peterson)各自在独立的文献综述中指出，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反应的可预测性都相当低——事实上，低到足以让人质疑普通大众和人格学家对行为一致性的基本假设。
无论是同一特质的两种不同行为测量之间，还是人格量表得分和个体行为测量之间，没有一个相关系数超过0.30的“界线”。
即这些弱相关可能捕捉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事实，即跨情境一致性可能是例外，而行为的特异性才是规则。
①考虑哪些知觉、认知和动机因素可能导致我们“看到”高度的行为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而这实际上很少或根本不存在。
②找到新的方法去理解人们对其社会环境反应的决定因素。米歇尔强调，最终的目标是要对反应的规律性和反应的特殊性均做出解释，这种解释不是从特质方面，而是从认知能力、信息加工策略、个人目标、主观期望和其他“社会学习”因素等角度进行的考虑（Mischel, 1973；另见Cantor & Kihlstrom, 1987）。
跨情境一致性的实证研究
纽科姆与外向性的一致性1929
哈茨霍恩(Hartshorne)和梅(May)1928
1929～1968年的一致性研究
西尔斯与依赖性的一致性 Rovert Sears 1963
实证挑战的意义
专业领域对1968年挑战的回应
贝姆重提普遍化-个体化方法的区分(Bem & Allen, 1974): 共同特质(common trait)中隐含的个人一致性是存在的，前提是研究者必须采用个体化(idiographic)方法来研究人格，而不是普遍化(nomothetic)方法。（关注某一个体人格结构的独特面，而非假定每个个体在人格的各个维度上都能得到有意义的分数。）
个体化方法的核心特征是，首先确定适用于描述所研究个体的特定特质（或反过来，确定所研究特质的适用人群）。换言之，在寻找行为一致性时必须意识到，只有一部分特质维度适用于描述特定个体，同时也只有一部分个体可以用某特质维度进行描述。
在选取研究行为一致性的特定情境时，要考虑到个体。
在大量情境样本中观察人们的行为，从而发现特定个体表现出的特定行为一致性（在新的情境中可能再次出现。
研究者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史、需求、目标、解释图式(interpretive schemas)等类似的信息，预测在哪些独特的情境中，特定个体会表现出某一人格特质。
不管是哪一种方法，个体化方法的实践者都不认为在任意给定的情境中，相应的特质“分数”能够有意义地反映人们的表现。只在对自己有意义的特定情境中，人们的表现才能反映出他们的人格特质。
贝姆和艾伦的理论假设，只有那些努力达到个人标准或努力给他人留下一致印象的人在对他们有意义的情境下，才会表现出一致性。换句话说，只有积极监控自己行为的个体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才能达到研究者预测和寻求的一致性程度，至少在特定情境下如此。
研究方法并没有基于其理论进行相应改进。他们的确试图识别出一群可能“一致”的人（其行为与另外一群“不一致”的人形成对照），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没有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观察，也没有分析这些人的解释图式或个人关注点(personal concern)。此外，他们也没有根据特定个体选择最恰当的特质。
方法上的质疑以及另一种实证方法
爱泼斯坦提倡聚合测量(Seymour Epstein, 1979, 1983)
从本质上，他认为过于关注个体单次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弱相关性，会忽视聚合观察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实际效用。爱泼斯坦指出，就像任何测验中的单个题目一样，单次反应也是高度不可靠的，更多地反映了系统因素和随机因素的作用，而没有反映所测量的潜在个体特质。因此，要想可靠且准确地测量一个行动者的特质，研究者就必须将几种不同的行为测量或“题目”取平均值，抵消掉影响单个反应的随机或额外因素，从而使信号从周围的噪声中凸显出来。换句话说，为了找到行为主义者所没有找到的一致性，我们只需确保相关分数更多地反映了潜在的个人特质（或“真实分数”）而不是“误差”。爱泼斯坦认为，这样做就能得到相对较强的相关，进而反映出真实、稳定的个人特质。
爱泼斯坦提醒科研同行，当测量的聚合水平提高时，有一些简单、常见的统计公式可以预测测量的信度增加了多少，还可以反映真实个体差异的相关系数增加了多少。
人格测验研究者特别热衷于爱泼斯坦的观点，因为它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标准的纸笔式自我报告或同伴评价，总体上表现出高度的跨时间稳定性，有时也表现出至少中等程度的评分者一致性。我们可以假定，这很可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进行多次观测的聚合结果。因此，并不是信息加工过程中共同的刻板印象或者其他偏差，而是聚合测量方式使人格学家采用这些主观评估方法能够获得相对较强的相关。虽然爱泼斯坦的反驳使人格学家免受米歇尔挑战的限制，重新回到了发展个体差异测量工具的研究上，但是我们认为他的反驳可能具有误导性，让人们不加评判地接受聚合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理解“一致性”相关
基于单一观察的预测+基于多次观察的预测+极端行为的相对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