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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后，一位《人民日报》社的主任编辑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就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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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学到大学，不是睡在家里，就是窝在学校的宿舍，真正从校门走出来迈入社会了，才真正发现困扰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一席安睡之地。
	尤为画家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天真，就是希望雨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曾经天真的我们即将把自己丢向社会的前夜，突然觉得，原来今天能够知道自己明天晚上在哪里睡觉，也是一种奢侈的稳定。
	心里这才突然涌起一种漂泊感，原来自己真的已经走出象牙塔，即将走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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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抢扫把和拖把，分配给我的工作只能是洗厕所和擦车，当我哼着小调把硫酸轻轻倒一点放在厕所水槽里用洁具一点点擦拭的时候，我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忘记了什么是提单、信用证，忘记了什么叫发盘什么叫还盘，什么是FOB什么又是CFR（国际贸易术语的一种），脑袋里面只有：怎么能把厕所擦得如新开张一般干净？
	恍然间，我好像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也许，当我们习惯了一种生活，我们就上了这种生活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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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社会追究个人责任时，特别市表现出过度亢奋的正义感的同时，也是在悄悄掩盖着社会自身的责任。因为“社会正义”是有可能吞噬对个人的“公正”的。个人的理性表现在反躬自省，而社会的理性则表现为直面体制问题和人们信仰的危机。在一个缺乏自省的年代里，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很难产生社会责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