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

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是，学校依然以道德理论的教育为主，向他们灌输精神的、行为的和宗教的“纪律”。学生的生活被安排非常紧凑，有严格的和强制性的校规。教室里上的课程大部分属于机械的重复。创造性的思想被视为对新教虔诚的威胁。
按照德国人的观念，“真正”的大学应当是探索者组成的共同体，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培养新一代的学者（Gelehrten），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严谨的学术风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学的正统观念。
美国留学生在德国还看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典范，强调个人的作用。那里的大学教授（Herr Professor）就属于这类典范。德国的教授与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教授判若两人。美国教授衣衫褴褛，像一种可笑的人物。德国教授却非常富裕，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普鲁士大学的正教授平均工资达到1.2万马克，是小学教员工资的九倍，而小学教师在德国经济地位的阶梯上远非处于底层。最有声望的大学教师年薪甚至可以超过四万马克。成功的大学教授在德国社会地位系统中接近于部长。在那里的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往往不是贵族。教授们虽然没有贵族头衔，但受到了社会的最高尊敬，即使是女教授（Frau Professor）也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
这些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中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史实进行辛勤和艰苦搜寻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理想是做之歌“跨越重洋去验证一个逗号”的人
仅仅依靠职业动机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艰苦努力。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道，探索知识的人与“粗俗的从业人士”完全不同。他们是社会中“仅存”的圣徒。他们对知识的执著热爱“绝对不会受到不良动机的玷污”。G. Stanley Hall曾经说过，一颗爱好探索的心灵“需要完全放弃自我”，研究者是“追求真理的圣灵骑士”。理想的研究生“必须具备天赋，心中藏有天火”。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德国那种“执著追求历史真相”的神圣理想，而且正是这种理想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动机。Herbert Levi Osgood的女婿Dixon Ryan Fox是这样说他的：“主要看见他在工作，任梦马上就会联想到一种虔诚的意志在驱使着一个羸弱的身体，完全超过了他的精力极限。他全心全意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乎所以。”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Charles Gross工作时也是全神贯注。他的同事说，“他工作时精力非常集中，达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不停滴咬着手指甲。他在剑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尸魂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有时连吃饭都忘了，即使吃饭也不很定时。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让他患上了了致命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