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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分裂体验、不再相信文学艺术“雅俗共赏”之可能、主流严肃文学又几已“自绝于人民”的时代，“过士行现象”提醒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有趣”和“对话”的价值正当性，是它们的原始魔力将严肃文学从孤独的咒语中解放出来，扩展了其“共享幅”，并使其向人潮汹涌的“民间广场”奔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