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了

也恰恰是这一自创的“传统”可以破解“精英”们对艺术及文化标准丧失的担扰。平心而论，在“精英”文化所列举的摇滚的种种罪状中，“文化标准”一条最值得人们同情并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思考。社会、历史及艺术中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和变迁，使艺术家们再也没有固定的艺术标准可资遵循，在种种主义和流派使已经日渐加快的生活节奏复杂化了的心灵更加复杂之后，艺术家们发现自己总是单身一人面对无数个声音和画面的鼓噪和诱惑。他们再也难以像从前的先辈一样自信而明确地回答自己和告诉别人：“什么是艺术”、“艺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大众面对着像苍蝇一样繁殖增长的“艺术家”无所适从（如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的“艺术家”都会超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才云集之佛罗伦萨的艺术家的总和，在发达国家中，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面对着美术馆中和自家厕所里一模一样的马桶被当作“艺术品”陈列瞠目结舌；真正的艺术家们也失去了在信仰和技艺上的共同性，一些“艺术品”就是同门师兄弟间也难以相互理解。因而，当摇滚乐只想以简单的节奏、直白的歌词作为登堂入室的晋见之礼时，已经惶惶然如惊弓之鸟的“高雅”艺术家们惊恐的心情可想而知。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坚持摇滚的特殊性，在对抱持传统标准的“高雅”艺术家们抱以同情之后轻声发问：“凭什么说就只有某些艺术家才掌握和理解了艺术的标准呢？在所有成功的艺术家中有几人是抱持着从前的标准才步向成功之路的？”或者说：“在如今的10万个艺术家共同的探索中，只有30至40个艺术家才真正懂得了艺术的标准，这种判断方式是合理的吗？”而就摇滚与古典标准的对立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音色的轻柔与响亮，结构的复杂与简单，乐器表现力的强与弱，所涉及的题材的高尚与低下等等，都不一定构成音乐的合理标准。当“高雅”音乐家们指责摇滚乐过于吵闹时，我们可以指出《1812序曲》也同样很“响”；当“高雅”音乐家指责摇滚歌手们“不会发声”时，“猫王”也曾用无可挑剔的美声唱出《我的太阳》；当“高雅”音乐家对摇滚乐的纯朴曲式不屑一顾时，保罗·麦卡特尼、“何许人”也同样有其鸿篇巨制和摇滚歌剧；当“高雅”音乐家们嘲笑摇滚乐队的技艺粗糙时，埃里克·克拉普顿可以让任何古典吉他技巧挑战者心灰意冷；当“高雅”艺术家炫耀《欢乐颂》时，摇滚战士们托出了《天下一家》……起码就摇滚而言，“高雅”艺术家们对艺术标准的丧失和堕落的担心与指责是反应过当了，因为摇滚已经不再把写作参数、音响标准、力度强弱、形式展开等列为最基本的标准，在它自成门类的艺术标准之中，声音表明的细节、个人体验、形象、技术、时尚与日常情感无疑更加重要。人们往往无法给摇滚一个具体定义，但人们可以立即告诉你，哪些作品是摇滚，是什么味的摇滚；最为重要的是： 哪些作品绝不是摇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持艺术标准的人似乎应当感谢摇滚歌手这类新“立法者”。毕竟，摇滚在艺术家们也难以廓清“艺术何为”的今天，提出了一种可以依凭的文化标准，在听众接受和影响力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合法化”的原则，提供了一种参与争论的立足点，而这是任何文化得以确立“标准”的基石所在。摇滚无非是顺应时代抛弃了曾经深藏于艺术标准之中的确定不变的终极性和必然性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