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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人，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有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天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践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三千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精义。

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有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年，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称“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实施发展却不尽然。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并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推行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的和平共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的不解之缘。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至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

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种思潮对当日政治之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

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在此期间风向改变。并前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成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淫雨为灾，有洪水之患。反之，如果他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
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知识，只在历史书上提及六岁必有灾荒，十二年必有大饥馑。

墨子：上天命令每一个人部分畛域又不待一届约束地去兼爱他人。

杨朱：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避免苦楚。

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与它作对，而是承重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

法家站在人性为恶的立场，可是也认为人类仍可以集体为善。

法家站在唯物的立场，又以国家之富强为不二法门，因之无从创制西方式的民法。

刘邦是秦帝国里位卑职微的地方巡警官。

匈奴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

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两千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钦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处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司宇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之权利日渐凌夷。

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乱和令人失望的年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三十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十倍。

可是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是做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北方或在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缘政治geo-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没有其他的逻辑，或者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

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神识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用法，企图限制各家室拥有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

隋朝：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作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二新近传入的佛教，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钥匙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疚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将中国写进历史的传统承前启后待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自上至下地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已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上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厉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钥匙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心跳，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并且在与他公开道说，有意错穿公众所公信的神话。

国家本事精神产物。

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铺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官方的历史学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逾白，黑者逾黑。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人耐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三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种风气。

（唐朝）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延续。

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

（李世民）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

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

武则天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信任，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在为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配制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种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简单，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黄巢渡过长江两次，黄河两次。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取。各处官员只顾得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可是黄巢在各处来往，不应当认作土匪行径的最高纪录。他只能统率大军纵横南北，表现出构成一个大帝国的纪律仍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构成大帝国的新逻辑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