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页 第二卷（第二三四章）

能够在群众心里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
 
那些最不明确的词语，引起的反响反而最大。
 
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搞不清它们究竟在说什么。
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些热门的词汇，已经和它们原来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
 
词语的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意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用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的反感。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时间促成了词意的变化。
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
 
词语唤起的形象往往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
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
 
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幻想。尽管有许多证据来证明它的荒谬，但它仍然继续发展。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经验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惟一让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经验的获取，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
 
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
领袖都会采取最偏执、最专横的态度对付那些反对者。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
是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
 
领袖之所以会拥有如此的权威，是因为群体的奴性心态。
可以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
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究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无法阻挡他们的步伐。
 
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极为重要的修此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
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
 
模仿其实并不属于群体的特征，每个人都有这种天性。只要他看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模仿，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学别人，是天底下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时尚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
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
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建立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同一个国家的人，甚至于同一个时代的人都非常相似。
 
任何人都逃不掉传染。
 
最大的名望往往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例如亚历山大、凯撒、穆罕穆德和释迦牟尼。反过来，另外一些形象则利用它们的声望，让人感到恐惧，比如说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嗜杀的神灵。
在现实生活中，名望对人的作用更大，它往往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而这种支配力，会完全麻痹我们的判断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
 
名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阻止人们看到实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某个人或某件事是对是错无所谓，人们只认名望，也只屈服于名望。
 
而他之所以能完成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着迷。
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
 
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会再受到人们的怀疑。
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吧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假如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则需要强势的舆论、弹压，甚至不惜用最残酷的手段，把它扼杀在苗头阶段。
 
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都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与讨论。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
 
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那些躺在坟墓深处的人，诸如摩西、释迦牟尼、耶稣、穆罕穆德，却在他们死后，还对人类实行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我们可以利用政变来推翻一个暴君，也可以利用战争来达到一个独裁者，但是对待那些坚定的信仰，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我们却没什么手段可资利用。
 
人类世界中的唯一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私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的幻想。
 
抓住群众的关键，就是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社会主义信念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为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其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
 
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违背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就像一条分叉的逆流，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一样。
 
每出现一种个别的意见，总是会出现一种对立的意见。而当它开始产生暗示作用的时候，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
有了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其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终使它们全都成为过眼云烟，以至于一种意见甚至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所接受，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便已经寿终正寝了。
 
作家一个个沦为卖文为生的普通劳动者。
报纸出于经营需要，真正地做到了百家争鸣，然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把形形色色的意见印在纸上，却拿不出一个自己的观点。
对于政府来说，政客们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就是追赶意见害怕来不及。政客们琢磨不透某种意见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使得政府开始害怕来自民间的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不能稳定，往往飘忽不定。
由于缺乏引导与制约，群体的意见开始左右社会风气、左右人的行为准则、左右政府的政策运行，甚至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
 
媒体正在堕落。
 
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
 
于是，报纸便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和其他报纸竞争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扩充版面，加大信息量，尽量使每个读者都能在报纸里找到自己支持的观点，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
 
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
 
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没有一种能够引导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